《大漠豐碑——出土文獻所見西域史地》，榮新江著，中華書局，2025年6月出版，528頁，168.00元
北京大學有悠久的西域研究傳統(tǒng)，早在民國初年，中西交通史就成為當時北大的重要課程之一?！伴_創(chuàng)中國中西交通史的三大家”馮承鈞（1887-1946）先生、向達（1900-1966）先生和張星烺（1881-1951）先生都先后在北大講授中西交通史，他們對西域南海史地都有很專深的研究，逐漸形成了北大西域南海史地研究的傳統(tǒng)。大體同時的還有黃文弼（1893-1966）先生，他因參加中瑞西北科學考查團所取得的成績而蜚聲學界，最終成為我國“新疆考古第一人”。繼之有從德國留學歸來的專攻梵語和吐火羅語的季羨林（1916-2009）先生加盟北大，使北大又逐漸成為國內西域語言研究的中心。建國初期高校院系調整后，周一良（1913-2001）先生也加盟到中外關系史的研究隊伍中，他主編的《中外文化交流史》影響甚大。稍后，張廣達（1931年生）先生等新中國培養(yǎng)的一批優(yōu)秀人才使北大西域史地的研究更進一步。改革開放后，北大的西域研究逐漸呈現歷史與語言相結合的趨勢，逐漸呈現歷史與考古相結合的趨勢，逐漸呈現與敦煌吐魯番學相結合的趨勢。
榮新江先生是改革開放后北大培養(yǎng)的新一代西域研究的代表性學者之一，因而他的西域史研究兼具上述特點。他最近出版的新著《大漠豐碑——出土文獻所見西域史地》（《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叢刊》之一種），是他長期以來西域史論述的集中呈現，其中最早的研究《小月氏考》定稿于1986年，最晚的論文發(fā)表于2023年，因此研究的時間跨度長達三十多年，其西域史研究的韌性與厚積薄發(fā)可見一斑。事實上，只要瀏覽一下《大漠豐碑》三編的名字“西域歷史與民族變遷”“絲綢之路與西域文化”和“漠北民族與高昌回鶻”，即可知，本書所論范圍遠遠超出了西域史地的范疇，但書名仍以“西域史地”為關鍵詞，我推測，這是意在致敬北大先輩，隱含不忘傳統(tǒng)、不忘初心、不忘來時路的寓意。因為北大前輩學者多有以“西域史地”或“西域南海史地”為書名的習慣，如馮承鈞先生有《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論著匯輯》，黃文弼先生有《西北史地論叢》，馬雍（1931-1985）先生有《西域史地文物叢考》，張廣達先生有《西域史地叢稿初編》等。這里之所以也列入馬雍先生，是因為馬先生也出自北大，與張廣達先生是歷史系前后級同學。而且改革開放后，受鄧廣銘先生的延請，馬先生也一度在北大授課。因此，這種書名習慣的背后，其實隱含了北大西域南海研究的一種傳統(tǒng)。
《大漠豐碑》一以貫之地展現了榮新江先生的學術抱負與學術志向、治學理念與治學方法，即在“貫通”思想的引領下，以知識創(chuàng)新為己任，以立足世界學術前沿為目標；微觀入手，宏觀敘事，見微知著，以芥子見須彌，達到了“毫端盡精微，胸中有世界”的境界（參姚崇新：《毫端盡精微 胸中有世界——〈從張騫到馬可·波羅——絲綢之路十八講〉評介》，《西域研究》2023年第4期）。但從北京大學的學術傳統(tǒng)的角度看，我更想表達這樣一層意思，即《大漠豐碑》是北大西域研究傳統(tǒng)的傳承與創(chuàng)新，這從以下幾個方面即略可感知。
西域史書寫觀念的更新
榮新江先生在《大漠豐碑》的自序中說，“傳統(tǒng)史學對于西域史的研究，基本材料都出自傳世的漢文史料，因此脫離不了‘中原王朝經營史’的窠臼”（序，第2頁）。這其實是西域史書寫觀念的更新。
事實證明，如果觀念不更新，即便有西域史研究的新材料，仍然不會被充分重視，也不會被充分利用，研究因而仍然不會有大的突破和進步，有學者至今仍然抱持以傳世漢文史料研究西域史的做法就能充分說明這一點。因此，觀念的更新對西域史研究的意義十分重大，它關乎西域史研究視野的拓寬、議題的拓展、對豐富的西域歷史文化內涵的全面揭示以及對西域內外族群交流互動的深入考察等。這一觀念的更新，從榮新江先生的業(yè)師張廣達先生就開始了，而榮先生更將其發(fā)揚光大。他在《大漠豐碑》自序中進一步明確了自己書寫西域史所秉持的觀念，“我秉持著‘用當地的史料研究西域的歷史’，‘用本民族的語言文字材料研究該民族的歷史’的觀念，希望利用新出土的文獻材料來書寫西域歷史的新篇章”（序，第2頁）。
“用當地的史料研究西域的歷史”的愿景，可以理解為，研究既涉及西域歷史本身，也包括西域與其他區(qū)域的交流交往史，因為西域當地的史料記載的不僅僅是與中原王朝的交往；“用本民族的語言文字材料研究該民族的歷史”的愿景，可以理解為，研究不僅僅涉及古代西域民族的歷史，還涉及西域各民族之間，以及西域民族與西域以外民族之間交流交往的歷史，因為西域某民族的語言文字資料記載的不僅僅是西域該民族的歷史信息。
有了這樣的新觀念，使榮新江先生的西域史研究注重長時段和整體性，而整體性的把握，則從個案或微觀研究入手，如對西域諸族群的系列探討即是其例，從而呈現出榮先生西域史研究的總體思路。這一總體思路頗有年鑒學派的特色。這一總體思路，他在自序中有所流露：“從漢到唐，西域主要是多個綠洲王國并存的政治體制，但從840年回鶻西遷后，天山南北的形勢發(fā)生轉變，西域原有的一些國家、民族消亡了，代之而起的是西州回鶻、喀拉汗王朝，于是逐漸改變了西域地區(qū)的原本政治格局，民族構成、宗教信仰也逐漸發(fā)生根本性的變化。我對于西域歷史上這場可以稱之為‘唐宋變革’的歷史進程抱有很大興趣，所以想一個部族一個部族的研究，特別是唐宋之際出現在西域、河西地區(qū)的一些小部族，希望能調理清楚他們的來龍去脈，最后再總體討論西域地區(qū)的整體變化。于是我撰寫了有關小月氏、鐵勒、龍家、通頰、甘州回鶻、西州回鶻等部族的考證性文章。”（序，第1-2頁）先撰寫“考證性文章”，再討論“整體變化”，正是注重長時段和整體性的具體體現。
具體研究方法的推陳出新
榮新江先生治西域史的理念與方法深受張廣達先生的影響。張先生的這些理念與方法包括考據與義理的交互為用；不同語文、不同類型的資料的綜合運用；宏觀與微觀的有機結合；新材料與舊材料的有機結合等。這些理念與方法，榮先生均深得其中三昧（榮新江：《三升齋隨筆》，鳳凰出版社，2020年，14-25、99-120頁），在他自己的研究中都有充分體現，不僅如此，還致力于推陳出新，發(fā)揚光大。
在史料運用上，中外并舉，東西并舉，不拘一格，以論證需要為究竟。舉凡境內域外不同類型的、不同語種的文獻文字資料及金石銘文資料，境內域外不同種類的文物資料（包括遺跡、遺物等），境內域外不同種類的圖像視覺資料，都能熔于一爐。這些研究方法，不僅體現在他的絲綢之路研究中（姚崇新：《毫端盡精微 胸中有世界》），在《大漠豐碑》中，我們再次領略了這些研究方法的魅力。
茲以《敦煌與于闐：細讀公元十世紀兩個絲路王國間的文化交往》一文為例以見一斑。于闐王國與沙州歸義軍之間的交往，傳世典籍中幾乎沒有直接的記載，作者通過仔細梳理敦煌文書中有關于闐、敦煌兩地佛教僧侶交往的零散記錄，以及敦煌文書中于闐語文獻特別是于闐語佛典，以及對有關于闐人在敦煌開鑿石窟與供養(yǎng)信息、于闐佛教圖像（如敦煌石窟壁畫中的于闐瑞像和于闐八大守護神圖像等）傳播信息的抓取，復原了十世紀前后于闐王國與沙州歸義軍之間交流交往，特別是佛教文化交流的歷史圖景，從而揭示出于闐在東西方文化交流中曾起到過重要的作用，證據綿密而翔實。但作者的思考并未就此停止，而是從更宏觀的角度，考慮這一研究給絲綢之路研究帶來的啟發(fā)，指出這一研究說明，“公元九、十世紀，雖然沒有像盛唐時那樣的東西文化交往的盛況，但沿絲綢之路上一些小王國和地方政權之間的物質和精神文化交往，仍然持續(xù)不絕……即使在絲綢之路上多個政權分立的時候，絲路的交通、貿易、物產、技術、宗教、文化的交流仍然沒有中斷”（257-274頁）。這既是對絲綢之路“通少斷多”錯誤觀點的回應，更是作者對絲綢之路總體情勢的宏觀把握。
對西域史研究的切實推進
收入本書的專題研究，共同的特點是資料掌握全面，學術史掌握準確，論證邏輯嚴密。因而不少觀點都可視為定論，或迄今為止的不易之論，或推陳出新之論。限于篇幅，這里僅舉兩例。
一是關于“吐火羅語”和“吐火羅人”問題的討論。在新疆歷史研究中，“吐火羅語”和“吐火羅人”一直是困擾著人們的一個問題，這一問題的爭論已持續(xù)百年，是涉及西域歷史、語言、族群乃至種屬研究的著名“懸案”。而且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在西方甚至出現了泛吐火羅人和泛吐火羅語思潮，因此該問題的討論已經超出了純學術范疇，必須引起中國學者的足夠重視。經過法國學者列維（S. Lévi）、伯希和（P. Pelliot），日本學者羽田亨，英國學者貝利（H. W. Bailey）、恒寧（W. B. Henning）等人的論證，焉耆、龜茲發(fā)現的所謂“吐火羅語”其實就是焉耆語和龜茲語，與蔥嶺以西的吐火羅斯坦沒有任何關系，回鶻語題記中的“toγri”（即“吐火羅”）一詞所指的范圍應當在別失八里/北庭和龜茲/苦先之間，焉耆也在其中。但對于回鶻人為何用“吐火羅”一詞來指稱上述區(qū)域，學者們始終不得其解。榮先生通過對回鶻摩尼教文獻的梳理，注意到回鶻文的“toγri”來自摩尼教概念里的“吐火羅斯坦”或“四吐火羅”，其范圍對應于龜茲、焉耆、高昌、北庭一帶?；佞X文中的“吐火羅語”應該是回鶻人對龜茲到高昌流行的語言的他稱，并非這種語言自己的自稱，所以，即使這種語言被稱作“吐火羅語”，但它的使用者與吐火羅斯坦的吐火羅人無關。那么摩尼教徒為何稱這一區(qū)域為“吐火羅斯坦”？榮先生進一步指出，蔥嶺以西的真正的吐火羅斯坦地區(qū)原本是摩尼教的一個大教區(qū)，八世紀初葉以降由于伊斯蘭勢力的東進，大批吐火羅斯坦的摩尼教教徒奔往對摩尼教友善的回鶻汗國領地，隨著摩尼教教團在西域地區(qū)絲路北道開教成功，其原本的“吐火羅斯坦”的名稱也隨著“東方教區(qū)”一起移到絲路北道，這一稱謂又最終被高昌回鶻摩尼教教團所繼承（141-156頁）。至此，這一問題終于得到圓滿解決，百年聚訟漸趨平息。這一問題的徹底解決，對消解西方的泛吐火羅人和泛吐火羅語思潮意義重大，其意義已超越學術本身，體現了一名優(yōu)秀學者的學術擔當和社會擔當。因此，《大漠豐碑》所收關于吐火羅語和吐火羅地理討論的兩篇論文《所謂“吐火羅語”名稱再議——兼論龜茲北庭間的“吐火羅斯坦”》《“吐火羅”非“焉耆”——吐魯番出土文書札記》成為徹底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性文獻。
二是對通頰部落的研究。通頰部落是吐蕃王國在其東北邊境設置的一級軍政組織，在吐蕃王國的政治生活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甚至在吐蕃王國崩潰以后，通頰部落的民眾仍然是河西地區(qū)歸義軍政權中舉足輕重的力量。但有關通頰部落的許多問題并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比如，學者們對古藏文文獻中的mthong/thong-khyab/kyab一詞，一直眾說紛紜；對敦煌漢文文書中的“通頰”二字，則長期以來沒有給予應有的重視，因而也就沒有對這一問題做過全面系統(tǒng)的研究，就連詞義本身也沒有得到統(tǒng)一的認識，相應地，漢文文書中的“通頰”一詞與古藏文文獻中詞匯的比定也得不到解決?！锻a考》一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利用藏文史籍，特別是敦煌出土的古藏文、漢文文書資料，對通頰部落的來龍去脈進行了全面系統(tǒng)的考察，并闡明了通頰部落在吐蕃王國軍政體制中的地位，以及它在晚唐五代沙州歸義軍政權中的狀況（73-110頁）。
本文的貢獻，還不僅僅是廓清了通頰部落的歷史面貌，對民族史的研究也有一定的理論意義。本文最后總結道：“吐蕃在通頰部落內推行的這種內婚制，使通頰部落中的各族民眾逐漸具有了統(tǒng)一的名稱、特定的地域、共同的語言和宗教信仰，以及共同的經濟生活，成為一個統(tǒng)一的民族共同體——通頰人?！M入歸義軍時代的通頰部落，已經失去了原來的軍事征服性質，且與漢人百姓錯居，以血緣關系結成的部落逐漸演變成以地緣關系結成的鄉(xiāng)里，加之與漢人的通婚，通頰人逐漸地同化為當地的漢人，通頰人或通頰部落也隨之在歷史上消失。”（110頁）這段話雖然是在歸納通頰部落的歷史變遷，但涉及并精確概括出民族共同體形成和消失的基本要素和條件，因而對于我們思考民族共同體的形成、消失或融合問題具有理論指導意義。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通頰考》還為如何正確使用晚出文獻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示范。藏文文獻《智者喜宴》（一名《賢者喜宴》）是成書于1564年的晚期教法史著作，但其中也記載了不少吐蕃王朝時期的歷史，因而成為本文重點參考的藏文文獻之一。但我們注意到，作者在使用這些記載時，既重視它們可能存在的真實的一面，也重視它們也可能存在不準確或錯誤的一面。無論采信或否定，都提供了理據，并不是直接采信或直接否定，尤其是充分利用比《智者喜宴》早很多的敦煌古藏文文獻作旁證。這提示我們，晚出文獻未必都不可采信，是否予以采信，須結合當時的歷史背景和其他證據做綜合評估。
因此，《通頰考》是一篇海內外公認的藏學研究佳作，也是一篇民族史研究的佳作，其結論經受住了時間的檢驗。論文雖已發(fā)表三十多年，但其結論和判斷仍被廣泛接受，《通頰考》因而也成為近三十年來西方藏學界引用率最高的中國學者撰寫的藏學論著之一。
學術規(guī)范與邏輯分析的典范
榮新江先生是國內最強調學術規(guī)范的學者之一，他也一直在為建立中國的學術規(guī)范而努力，身體力行，因此有《鳴沙集——敦煌學學術史和方法論的探討》（臺北新文豐公司，1999年）、《學術訓練與學術規(guī)范——中國古代史研究入門》（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等著作的出版，特別是后一種著作，被譽為中國的“芝加哥手冊”。關于《大漠豐碑》學術規(guī)范的體現，這里僅舉一例。榮先生在序中特別提示說，“早期所撰文章，因為用筆來寫，所以寫的字越少越好，引用一般史料時提示卷數即可，不注所據版本和頁碼。后來開始用電腦寫作，學術規(guī)范也越來越縝密，引文都注到頁碼。為求本書統(tǒng)一體例，這次把早期撰文的頁碼盡可能補上，所用版本有些是撰文之后出現的標點本”（序，3頁）。
這里主要談到了早期論文頁碼的完善和所使用文獻的版本的更新，這反映出榮先生在學術規(guī)范方面也一直在與時俱進。我想強調的是，學習榮先生的學術規(guī)范應該從關注這樣一些細節(jié)操作入手。
注重篇章結構的內在邏輯和論述過程中嚴密的邏輯分析是榮新江先生學術研究的另一特色。學術研究是以理服人，所以一件合格的學術產品，除了正確地排比、使用、分析相關資料外，清晰、嚴密的邏輯至關重要。這個“邏輯”包含了學術寫作時的“邏輯性”和思考時的“邏輯分析能力”。關于前者的重要性，榮新江先生作了反復強調：“在安排章節(jié)和層次時，一個最重要的問題是要注意文章的邏輯性……論據要在下筆之前做仔細的排列，先舉什么，后舉什么，這中間要有符合邏輯的次序……文章最重要的部分……要有邏輯性。”（榮新江：《學術訓練與學術規(guī)范》第十講《論文的寫作（上）》，188-189頁）關于后者的重要性，有的學者甚至主張史料無需多，而重在邏輯分析，如楊希枚先生即如是主張（王瑞來：《孤證傳真實——王小波李順起事時間考辨》，《羊城晚報》2025年8月8日）?？梢?，“邏輯分析能力”是生產優(yōu)秀學術產品至為關鍵的一種能力。事實上，文獻或考古材料提供的信息總是有限的，所以僅憑文獻或考古材料其實很多歷史是串不起來的。這時候，就需要歷史學者結合其他間接證據資料，通過嚴密的邏輯分析，作出合理的推測與判斷，由已知推未知——這正是史學研究的魅力所在，也是彰顯史家智慧的主要方式之一。
在《大漠豐碑》中，精彩的邏輯分析隨處可見，這里僅舉一例?！锻a考》在引出日本學者山口瑞鳳據P.t.1089對吐蕃的萬戶之制所作的討論和判斷之后，分析道：“山口關于萬戶是民政組織的看法是可以成立的，但P.t.1089的官吏序列表只是表示各種官吏的身份地位，而沒有說明每種官員到底有幾位。例如，同一文書中就有沙州‘漢人之萬戶長’的稱謂，而沙州只不過是瓜州軍鎮(zhèn)下屬的一個城，可以由此推想瓜州軍鎮(zhèn)應有數位萬戶長；而且，據這一稱謂還可以推知，當時存在著幾種類型的萬戶長，不能一概而論。所以，我們認為山口推斷的萬戶和翼、千戶之間的戶口比例關系是難以成立的。目前來看，萬戶和千戶之間的對應關系還不夠清楚，但兩者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則是肯定的，而且二者都包含在軍鎮(zhèn)當中。”（88頁）這段分析中雖然用了“推想”“推知”等詞匯，但環(huán)環(huán)相扣，滴水不漏，堪稱邏輯分析的典范。
提供了吐魯番文書整理與研究的經典案例
前文已指出，與敦煌吐魯番學相結合也是榮新江先生西域史研究的特點之一，因此《大漠豐碑》還提供了吐魯番文書從整理到研究的典型案例，即新獲吐魯番文書中哥邏祿部落破散文書碎片的綴合、整理與研究。
這組文書已高度碎片化，且數量眾多，綴合工作具有極大的挑戰(zhàn)性?！缎鲁鐾卖敺臅娞讫埶纺觊g哥邏祿部落破散問題》一文從文書綴合的技術處理開始，再到文書文本內容的初步梳理與識讀，再到史學研究，形成了吐魯番文書整理研究的完整的“三部曲”。綴合環(huán)節(jié)特別交代綴合的理由以及各殘片之間的相互關系，在此基礎上對文書進行初步分組；文書文本內容的初步梳理環(huán)節(jié)，主要是通過梳理文書中包含的支離破碎的信息，使文書的信息盡可能變得完整一些，有條理一些，其間對文書中出現的專門術語和概念專門進行了梳理，為下一步的歷史學研究做準備；史學研究環(huán)節(jié)，在充分掌握前人有關哥邏祿部落研究的基礎上，結合文書信息，推陳出新，將唐龍朔年間哥邏祿部落經歷的一次破散問題的研究推進了一步，并加深了我們對當時西域復雜的民族關系形勢的理解（295-334頁）。
因此，《大漠豐碑》對哥邏祿文書的整理研究可以視為吐魯番文書整理研究的經典案例，具有很好的示范效應。
僅據以上諸端已不難看出，《大漠豐碑》無論是學術理念的更新，還是學術視野的拓展，還是多元方法的運用，抑或是議題的深度與廣度，都達到了一個新高度。因此，《大漠豐碑》不僅是對北大西域研究傳統(tǒng)的繼承，更是對北大西域研究的創(chuàng)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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