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后，竺可楨遷居北京，在那里度過了自己的余生。他在日記中詳盡地記錄了自己的日常生活，從買水果到添置大件耐用消費品，幾乎無一遺漏。通過解讀他的日記，可以使我們對高級知識分子在新中國前二十五年的生活處境有更為細致的認識。
收入與支出
作為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和全國人大常委，竺可楨自然享有極高的工資和醫(yī)療待遇。竺可楨在1950年初的工資為1300斤小米，后來很快調整為1800斤小米，另外尚有一些補助收入。
同一年，在中科院系統(tǒng)，局長的工資定為1100－1400斤小米，編審的工資為800－1300斤小米，科員的收入則只有240－400斤。
1950年初的時候，北京的物價波動還相當大，因此以小米的折實價格來發(fā)放工資。從竺可楨的記錄來看，1949年12月上旬的小米價為753元一斤（舊人民幣），下半月即漲為814元，50年2月升到1035元，3月繼續(xù)漲為1556元，之后開始下滑，4月下旬調整為每斤1094元，通貨膨脹問題逐步得到控制。
1949年下半年，由于物價飛漲和財政困難，中央財經(jīng)委員會的負責人陳云提出了發(fā)行折實公債以回籠貨幣的想法。幾經(jīng)討論，政務院于1949年12月通過《一九五○年第一期人民勝利折實公債條例》，第一期發(fā)行1億分公債，五年償還，年息五厘。其中每一“分”公債，代表“上海、天津、西安、漢口、廣州、重慶6大城市的大米（天津為小米）6市斤、面粉1．5市斤、 白細布4市尺、煤炭16市斤的批發(fā)價格的總和計算”，按竺可楨的估算，這一“分”相當于1937年的1元。
1950年1月5日，中國科學院召開大會，推銷折實公債。竺可楨于會上表示，此次發(fā)行公債與國民黨時代不同，“(1)不硬派，由各人自愿，(2)折實還本，并無有物價高漲貶值之虞。(3)不能抵押賣買，如過去銀行投機行為。并引馬寅初‘公債為公責，人人應有之義務’”。
會議當天，竺可楨自己購買了折實公債5分，每分的價格為14055元，數(shù)量相對其他人而言較少，這大概是因為當時的他手上沒有多少積蓄。隔了幾天，竺可楨收到文教委員會送來的委員會費76.8萬元（1000斤小米），他又用其中一部分購買了25分公債。
1955年之后，竺可楨一直領著5級工資，再加上作為學部委員的100元津貼，每月薪水達400余元（1955年之后為新人民幣，與舊人民幣之比為1∶10000）。
他的工資當然也仍然隨著時間而有變動。在1971年的日記本末尾，他記錄道：“從〔 〕月起又發(fā)我全薪，扣房租9.31、家具2.97外實發(fā)339.89。另扣黨費7.00。我將薪水1/3另貯存，這樣每月尚有220元左右?！?/p>
在1972年的日記本末尾，竺可楨又記載了當年6月的工資，“1972年6月份我的原薪352.25元，扣房租9.39元，家具2.97元，黨費7.00,實得332.89?！?/p>
這里所說的貯存1/3薪水，并非指私人儲蓄，而是他從1968年8月起，與另一位副院長吳有訓主動減薪三分之一退回給院里，兩年多累計達6000多元。這自然是為了響應當時“廢除高薪制”的政治氛圍，但中科院不同意這樣的舉動，后來繼續(xù)發(fā)以全薪。1971年起，竺可楨領到薪水后便先存起三分之一，待將來一次性上繳。
在20世紀70年代末，北京市城鎮(zhèn)居民家庭的年度人均可支配收入還不到400元，相當于竺可楨一個月的工資。再比較竺的家人，二女兒竺寧在南京任技術人員，月薪50多，她的丈夫當時是南京市輕工業(yè)局負責人，工資為130元。如與同時代的學人相比，梁漱溟作為專職的全國政協(xié)委員，工資在260元左右。幾方對照，便可大致了解他的薪資之高。
不過比起30年代來，竺可楨的實質收入是不升反降的。1955年3月23日，他記錄了中科院人事處所發(fā)的一個關于比較不同時期研究員工資的文件：
竺可楨在1936年擔任浙江大學校長時的工資即達600余元，而他在中科院同樣領著最高一級的薪水。從這份表格中可見，如以面粉為基準價格計算購買力，竺可楨在1955年的收入尚不到1937年時的四分之一。即便按折算后的人民幣計算，他的工資也只略高于1936年的一半。
工資之外，竺可楨還有稿費可領。他在1949年以后發(fā)表的文章不多，留下的稿費記錄也有限。1949年11月9日，《科學大眾》向竺可楨支付稿費2.5萬元，因他于10月在該刊上發(fā)表了《說臺風》一文。
1950年2月23日，竺可楨從《人民日報》收得稿費3.2萬元，所付的應該是他2月16日發(fā)表的《對于中蘇簽訂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感想》。該文只有寥寥幾行，尚不足500字。
1950年7月，竺可楨在《新建設》雜志上發(fā)表了《考察東北以后的展望》一文，約1000余字，后得稿費3.7萬元。1952年初，他為《人民日報》撰寫了《中國古代在天文學上的偉大貢獻》一文，獲得稿費80萬元，為他“意料所不及之大”。
竺可楨所得的最為慷慨的一份稿費，來自于他在1951年訪問民主德國期間，為《每日評論》（Ta?glicheRundschau）所寫的“The Achievement in New China”一文?！扼每蓸E全集》未收該文，從題目和時間看，主要內容大概就是基于他在1950年所寫的“Science in New China”。
竺于6月22日交稿，25日即收到400馬克潤資。竺可楨借此在東柏林大肆采購了一番：為幼女竺松置兩件夏裝，一件羊毛衫，為妻子也買了一件夏裝，共計306馬克。
在支出方面，竺家除了基本的生活費用如房租、水電、食物，以及購書、看病所需之外，其他開銷并不多，經(jīng)年累月，家中存有一筆可觀的儲蓄。
在1950年代末的困難時期，竺可楨一家的待遇雖然也有所降低，但尚可應付一般生活。1959年11月，竺可楨在日記中記錄道：
糧食我們一家每人28斤，但我和允敏吃〈到〉〔得〕少，可自報減至27斤和24斤，足夠，供應普通一半細糧，各月情形不同。油每人月八兩〔16兩為1斤〕,我照顧加五兩，并可另購一斤半(價三倍)?；ㄉ蛢r六角，買1.80。糖每月半斤白、半斤紅。肉每人一月四兩，即年三斤，月作二次買。但從八月起，科學院優(yōu)待高級研究人員，月再給肉三至四斤半，分三次。此外月有蛋20枚、雞一只。
今年物價穩(wěn)定，機米一角多，小站米二角，豬肉九角，雞蛋九角一斤，黑市每個一角五，花生油6.0角，白糖七角一斤，布每人一丈六尺。
竺可楨所說的每人28斤糧，半斤油等供應，是當時北京市民的基本待遇，但另外的每月三四斤肉，則確實是中國科學院的“優(yōu)待”，因為北京其他高校的教授似乎并沒有得到這樣的好處。
盡管身居高位，竺家的供給在今天看來也只能說很一般，尤其到了“文革”時期，干部待遇一律取消，他也不得不關心起柴米油鹽來。1970年1月23日，竺可楨得知女兒讓同學寄20斤大米到北京，很不高興，認為“這是一定要受人批評，而我們也是應批評自己。能夠吃到細糧已經(jīng)不易，而為什么要吃好的米呢?”
如想在菜市場買到家禽，難度就更大了。1973年1月19日，竺的女婿黃峰凌晨5點便去東單市場購雞，但當天根本無雞可售。隔了一天，黃峰又一大早到東單市場，這次幸運地買到了一只殺好的母雞，據(jù)說是因為那天有外賓來參觀市場。
在當時，就連一些極簡單的小商品也不容易獲得。1972年初，竺可楨的女兒竺寧在湖南買不到衣扣，向家里求助，母親陳汲托童第周的妻子葉毓芬購買，但一時買不到。葉毓芬便將自己大衣上的扣子先剪下來，由童第周交給竺可楨。竺可楨覺得不好意思而要歸還，童卻堅持不收。
當然比之其他同事來，竺家的生活條件還是要好上很多。他的老友楊鐘健在1966年之后受到?jīng)_擊，工資停發(fā)，只有少量生活費（夫妻兩人32元每月），入不敷出。據(jù)楊后來所憶，竺可楨的夫人陳汲暗中支援他家，幫助他們度過了難關。
竺可楨是不喜應酬之人，晚年更是如此。公務活動或重大節(jié)日時，他亦會小酌幾杯，但往往稍飲即醉，酒量相當一般。他并不嗜煙，1949年8月3日在哈爾濱考察時有購煙（17000元）的記載，1950年的收支表中，1月12日又記有購前門香煙兩包（3600元），但僅此幾例，可能是為出席活動或朋友而準備。
除了讀書和運動之外，竺可楨沒有什么特別的休閑愛好。1963年8月，竺可楨一家赴青島休假，期間他與馮德培（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院副院長）夫婦等人一起打了幾次麻將，又與子女等一起打橋牌，在他而言是少見的休閑時光。8月8日，竺可楨記錄道，“晚打麻將四圈，我未能獲勝一次，所以輸了二個底”，似乎近于初學水平。
除了公務宴會之外，罕有他主動出面請客的記錄，亦很少約上親朋好友出去下館子，與顧頡剛、宋云彬這類文人學者大不相同。晚年的一個例外是，1972年6月，竺可楨的親家黃廷楨夫婦到北京旅游，他出面在和平賓館請客一聚，菜單上包括了海參、鰣魚和大蝦等。事后他贊揚道，“招待得很好”，一席共花費34.6元。
1969年以后，竺可楨有幾次長住醫(yī)院的記錄，治療費由公家報銷，但個人仍需支付膳食費。1973年2月5日至3月7日，他住院一個月，每天的費用為半斤糧票加兩元膳費。他最長的一次住院記錄是1973年10月2日至74年1月17日，共計107天，按上一次住院的標準計算，大概要花200多元錢。這對他家來說，尚不算太重的負擔。
衣食住行
在居住方面，1949年11月29日，竺可楨搬到北月牙胡同三號（原北平研究院總辦公廳），與陶孟和、涂長望兩家同住。他住在西院小屋，涂家住西院偏廂，陶家則住東院南房。此后直到他過世，竺可楨一家都居于此處。
竺可楨搬入后，院子仍陸續(xù)有人家住進來。1949年底，中科院編譯局局長楊鐘健到北京，住于該院的北院。算下來，這里已經(jīng)住有五六戶人家了。因嫌院子太擠，涂長望于1950年2月搬至景山東街三眼井（橫柵欄）二號。到1960年代中期，該院還住有郭佩珊（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副所長）、尹贊勛（中科院地學部主任）、郁文（中科院副秘書長）各家。
北月牙胡同位于今東城區(qū)景山街道，處景山公園以北，往西數(shù)百米便是北海公園，離中國科學院院部辦公所在地（文津街三號）也不遠。顧名思義，該胡同即呈月牙型，與慈慧胡同、安樂堂胡同等相連，附近還有南月牙胡同、簾子庫胡同、東吉祥胡同等，后來院子的大門開到了地安門東大街處，門牌號也相應調整為地安門東大街84號。
竺可楨常常從家中步行至辦公地，全程不過20余分鐘。據(jù)竺所言，當時該套院子乃中科院向房主租得，租金每月1400斤小米。后來此屋歸中科院所有，竺可楨也一直向中科院繳交房租，一開始為每月168斤小米，在工資中直接扣除，后來穩(wěn)定為每月9元多，另付家具費每月近3元。
1966年8月，竺家響應“廢除奢侈品”的號召，將一部分家具上交給中科院辦公廳，計有地毯兩張，沙發(fā)五張，以及石濤弟子程鳴在雍正五年所畫的斗雞圖等。
竺可楨所租的房子大概有八九間，室內面積在80平方左右，在當時來說是相當不錯的。（竺可楨全集》18，561）1951年，由中國科學院出資，對該院進行大修。此事后來在“三反”運動中還受到了批評，認為是鋪張浪費之舉。
1967年10月，竺可楨根據(jù)中科院辦公人員的要求退掉了幾間房，房租也相應減為4.15元。（《竺可楨全集》18，701）騰退之后，大院陸續(xù)搬入了十幾戶人家，居住環(huán)境自然差了許多。
日常穿著方面，竺可楨在學術會議上以著西裝為主，1949年以前也穿傳統(tǒng)中裝。1936年5月，作為新任浙大校長，為了參加學校的紀念周活動，他專門去杭州保佑坊元泰綢布莊，訂了夾袍和馬褂（兩件共19元余）。
赴外參加活動或季節(jié)變化時，竺可楨會訂做相應的衣服。1951年4月，竺可楨要赴蘇聯(lián)及民主德國訪問，當月他即去裁縫店訂制大衣、西裝和制服。
1959年7月8日，竺可楨至八面槽（今王府井大街旁）的凡爾登服裝店訂做了一件派立許（即派立司）面料的夏裝，價格84元。1964年12月7日，竺可楨又至王府井的雷蒙成衣鋪做大衣。雷蒙是1950年代從上海遷至北京的紅幫服裝店之一，其裁縫也大多是寧波人。
1949年之后，竺可楨出席正式活動時常穿中山裝，但涉外時有時仍舊西裝革履。1966年9月16日，因為要赴羅馬尼亞參加羅馬尼亞科學院成立100周年大會，他去王府井98號北京市友誼公司定做了華達呢面料的深藍色冬季制服一套，共131.46元，還買了一個小皮箱（36元）。據(jù)竺可楨在日記中所做的注，當時中科院規(guī)定出國可以給110元的衣裝費，此外衣服一套，如院出錢則衣服歸院。另外他又買了襯衫一件，內衣一套，以及手套、手巾、襪子等，共36.66元。這是竺可楨最后一次出國，雖然當時“文革”已經(jīng)爆發(fā)，紅衛(wèi)兵對路上穿西裝皮鞋者也要進行干涉，但他仍然相當重視此次出行，在置裝上費了一番心思。
在當時而言，出席外事活動著何種服裝已經(jīng)成為一個政治問題，也需請示外交部門。從合影照片看，竺可楨訪問羅馬尼亞期間穿的是中山裝，但這顯然并非他訂做的那一件。
縱觀竺可楨的日記，他對自己一家的生活采購記錄甚少，這主要是因為1949年以前，此類事務多由家人或傭人來處理，所以并不清楚平時他在家的具體飲食習慣。
1949年之后，世風大變，竺可楨家不再有傭人，但以他的行政等級，配備了警衛(wèi)和司機，還有秘書幫助處理日常事務，生活比起民國時期來可以說更為舒適。
1966年以后，此等“老爺”之風一律擯除。竺可楨雖然年邁老衰，也不得不出門買些生活用品。擠公交車對他這般身體狀況的人來說，是個不小的負擔。
1967年12月23日，竺可楨乘三路公交車至王府井，在工農兵物品店（即義利面包店）吃了一杯酸牛奶，買了面包，再坐公交車回家。
“義利”的前身是上海義利食品有限公司，1950年冬遷至北京，后隸屬于國有輕工業(yè)局。鼎盛時期，義利在北京的市場占有率達60%以上。從竺可楨的日記中可看到，他晚年常去王府井的義利買面包，有時路經(jīng)義利還會買杯冰激凌嘗嘗。
1968年8月24日，他坐公交車去面包鋪買了三個白面包，又買了些香果、海棠。白面包三個價格為0.75元再加一斤半糧票。
12月2日下午，他去地安門買水果?！敖鼇硎磷右娊^跡，梨也多過時，只有蘋果和橘子。有越南橘子，外貌不佳，色淡黃，據(jù)說不酸。另有一種黑棗，小如羅漢豆，外皮似南方黑棗，但內核有時多至五六粒，大多一二粒，也有無核的，味類柿子。”
由于夫妻兩人均已老邁，出門也會遇到困難。1969年8月9日早上，竺可楨至東華門外文書店唱片門市部購唱片，恰逢大雨，街上水深，令他鞋襪盡濕，費了一番力氣，總算走到東華門三路〔車〕汽車站，回到家已經(jīng)10點40分。妻子陳汲則是去崇文門買面包，同樣遇阻，11點以后才回家。
竺可楨住進北月牙胡同三號以后，伙食由院里解決，費用一開始為每天5斤小米。1966年之后，這類待遇也告取消，竺可楨的日記中開始有了購物和買菜的相應記錄。
從竺可楨有限的購物和飲食記載看，他們家的早餐兼容中西，有時是面包加芝麻醬，但也包括中式的粥或稀飯，偶爾也有喝咖啡的記錄。如1971年2月11日，他一早起床，“漱洗后飲了一杯牛奶，兩片面包，半碗稀飯，又睡?！?971年2月21日則是“早餐只吃稀飯和兩塊小面包，到十點飲一杯牛奶”。
居家晚餐方面，竺可楨留下的記錄更少，據(jù)他身邊勤務兵的回憶，似乎以素食為主。1971年8月14日，竺可楨的侄孫竺乃飛等到竺家晚餐，他們事先沒有準備，幸而上午去北京醫(yī)院時，“出來在朝陽門市場一轉，買了一條胖頭魚，飯菜可以勉強應付。不過天氣如此熱，允敏（即妻子陳汲）一人忙廚房真是夠苦的”。這樣看來，竺家在飲食方面基本還是家常簡餐。
1971年2月，竺可楨與其妻商量，準備雇用一位保姆。他希望家中有人拖地板、掃地、送信，買水果、面包，當時這一切多由陳汲負責，對65歲的老年人來說實在辛苦。依竺的想法，如保姆每天來一兩個小時或半天，每月出30元即可。但陳汲堅決不同意，此事遂加擱置。
1972年4月，竺家終于請了一位仇姓女保姆（鎮(zhèn)江人），幫忙打掃做飯。夫婦兩人的生活狀態(tài)有所改善。
赴歐美期間的大采購
與其他學者相比，竺可楨在物質生活方面并不算講究，不過他也有自己的愛好。對此稍作展開，似有助于讀者更為立體地了解竺可楨乃至同時代學人的生活處境。
工作之余，竺可楨頗愛照相，雖然談不上專業(yè)，但出去旅游或公差時總是會拍上一些。1946年11月，他赴巴黎參加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成立大會，之后轉道瑞士，后至英國，再坐輪船赴美訪問，第二年6月才回到上海。這一次歐美之行，是他從哈佛畢業(yè)回國之后，出境時間最長的一次。
期間竺可楨在日內瓦購置了不少東西，其中一件便是以2050瑞士法郎購得的康泰時（Contax）Ⅲ型相機。
這款全新的相機，還沒回到國內，便被竺可楨在美國轉手賣掉。這是因為他計劃在美國購一臺冰箱，擔心手上的錢不夠，另一方面，“亦以在中國已有Volklander尚可應付，且Contax所照系35mm，嫌小”。（《竺可楨全集》10，410）日記中所寫的Volklander，應為福倫達（Voigtl?nder）之誤，為當時德國知名的相機品牌。
后來竺可楨又有了一臺康泰時相機。1954年4月16日晚，竺可楨閱讀該相機的說明，因為他始終拍不好照片，覺得還不如以前用的“Kodak 3.5”。這里他所指的是1947年在美國以75美元所購得的Kodak 3.5鏡頭。
1954年9月，竺可楨隨同陳毅副總理等赴德參加民主德國成立五周年的紀念活動，期間獲贈康泰時D型相機一架。這是當時極為先進的一款單反相機，價值在2000馬克以上，竺可楨亦覺禮物實在太重，“但又不好回絕”。第二年1月10日，他將這臺相機寄給了兒子。
竺可楨1946年在瑞士期間，還以445瑞士法郎購買了一塊浪琴手表。后來他一直戴這塊手表，一用就是二十多年。他那次在瑞士表店共買了四塊手表和一個鬧鐘，其中一塊女表（450瑞士法郎），一塊小孩用的鍍金表（55瑞士法郎），顯然是送妻女的。
到1970年，此表尚可使用，“每天快一分鐘，惟面上數(shù)目字小半已看不清?！碑斈?月28日，竺可楨終于換了一塊新表，以322元購置了瑞士西馬（Cyma）牌的“海軍之星”（Navy Star）。
竺可楨對西馬手表的印象很好，因為在戴那塊浪琴表之前，他長年使用的便是于1926年左右購入的另一塊西馬手表。算起來，那塊西馬表也用了近20年，入手價為14元。（《竺可楨全集》8，382）
1946到1947年那次遠游歐美，竺可楨不僅到瑞士買了相機和手表，還在美國添置了不少大件，是他平生最為揮霍的一次采購，最主要的便是為女兒竺梅買鋼琴。
竺梅就讀于重慶國立音樂院時，主修課目便為鋼琴，父親自然想為她買一架作為禮物。（《竺可楨全集》8，310）
1947年4月21日，竺可楨先至波士頓購買了一臺通用電氣所制的電冰箱，價格179.75美元。隔了一天，他又與趙元任夫婦一起至Boylston街162號的M.Steinert&Sons鋼琴店。該店為美國最老牌的斯坦威鋼琴專賣店，至今尚存，不過竺可楨嫌斯坦威太貴（1150美元），而選了一架Everett 20鋼琴，價格為680美元。
26日，竺可楨得知當月30日有總統(tǒng)郵輪公司的Willis Vickery郵輪將開往上海，便約定將所有東西裝箱送船。28日，他再至華盛頓街，買下短波收音機（179.5元）和電影放映機（450元），這些應該都是為學校所代購的設備。
29日，竺可楨又趕至Jordan Marshall商場，買了一臺真空吸塵器（64元），并為兒子竺安購了一輛自行車（52.5元）。他稱“自此后所缺者只Singer Sewing Machine勝家縫紉機，不擬再購東西矣?！?/p>
第二天，竺可楨即將此行所購的書五箱，冰箱、鋼琴、收音機及電影放映機各一箱，共計重一噸，交付Willis Vickery郵輪，運往上海。
九箱貨物6月18日便抵滬，然海關刁難數(shù)月，經(jīng)時任浙江大學總務長謝家玉上下奔走，才于9月獲得入關準許證，10月27日送抵杭州。
第二天開箱之后，竺可楨發(fā)現(xiàn)“鋼琴因裝箱不好致破壞甚形嚴重，因鋼琴未加鎖致蓋落下傷及內部，有一黑鍵已跌下”，只能暫時放到會客室中閑置。
過了三個月，上海中央鋼琴制廠廠長兼工程師王定安專程來杭修理鋼琴。據(jù)王所言，“此琴在上海值一億五千萬元，因中國自制之琴也要一億元左右云”。
琴雖修好，但竺梅早已與丈夫遠赴北方。48年1月20日，竺可楨即請浙江大學的李樹化副教授來看琴。
李樹化青年時期就學于里昂中法大學及里昂音樂院，回國后長期任教于杭州國立藝術院，并擔任音樂系的負責人，其間創(chuàng)作了多首鋼琴曲，被認為是“中國第一代作曲家”。抗戰(zhàn)勝利后，他于1946年赴浙江大學擔任法文與音樂副教授，還曾擔任浙大合唱團的導師。1956年，在獲得中、法兩國政府的同意后，李樹化攜全家赴法國定居。
當天，李樹化在試彈此琴后覺得聲音不甚佳，“因聲調尚未調正也”。他隨后即教竺的另一個女兒竺松以彈琴之法，為她開了啟蒙課。之后一段時間，李樹化常到竺可楨家中為竺松和竺寧教授彈鋼琴。不過兩人對鋼琴的興趣都不是很大，學習亦無疾而終。
竺可楨到中國科學院任職之后，這架鋼琴也跟著運到了北京，然家中無人彈琴，長年處于擺設狀態(tài)。到了1967年10月，因竺家要將房子騰出一部分還給中國科學院，無處擺放此琴，竺便將它捐給了科學院下屬的芳嘉園幼兒園。
購置耐用消費品
晚年，竺家還添置了幾件大家電，首先是冰箱。71年7月28日，竺可楨之妻陳汲去北京百貨大樓買了一臺小號冰箱，價格575元，乃北京醫(yī)療器材廠所生產的F70號冰箱。以前竺家在北京所用的一直是“土冰箱”，依賴人工放入冰塊。
據(jù)老北京人的回憶，當年北京使用的“土冰箱”為外皮木制、內鋪鉛皮，形狀像現(xiàn)在的保險柜，里分兩層，上層為冷藏食物用，下層則有冰槽，用來放入購來的冰塊。
以往，北京的冰窖會專門送冰上門，尚算方便。到60年代后期，冰窖停止了服務，要各家自己去取冰，這對竺可楨夫婦來說就相當困難了。
在竺家，冰箱已經(jīng)是極為必要的用品，據(jù)竺可楨言，“實際北京夏天為家用小菜尚有冰箱需要，多病的人更需要冰箱，因為若干藥物不宜在高溫中。而今天房間溫度終日在30°—28°”。故盡管在當時的氛圍下，買這樣一臺價高而“洋氣”的家電可能會受人指摘，竺可楨還是決定下單購入。
那時的冰箱極為耗電。當年9月4日，竺可楨記錄道，以前夏天他們家每月用電不過十多度，付一元七八角錢（一度電的價格16分），買冰箱之后，8月一個月用電即50多度。換算下來，這樣一臺小冰箱，每天需要耗費一度多電。
1973年初，竺可楨又決定買一臺電視機，因其女兒竺松一家也回到了北京，全家人可以借此共聚。4月16日，竺的秘書沈文雄告訴他，中國準備向日本購一批彩色電視機，每臺1300元，科學院分到四臺，竺可楨同意登記購買。
中國之所以在當時外匯緊張的情況下專門進口彩電，是因為五月一日勞動節(jié)期間，中央電視臺要以實驗形式播出彩色電視節(jié)目。這批電視機共900臺，分撥到各個部門，據(jù)陳汲所述，只有外交部和中國科學院分到了四臺，其他單位都只有一二臺。（《竺可楨全集》21，382）
4月23日，在住院一月之后，竺可楨回到了家中，心情大好。令他更加開心的是，新買的彩電也已經(jīng)裝好。當天晚上7點，全家便一起圍看了電視。
此后，竺可楨常會在晚上看些新聞節(jié)目，但時間不長。6月7日，竺可楨觀看了毛主席接見越南代表團黎筍、范文同的新聞。7月20日，他聽聞晚上7點有毛主席接見楊振寧的鏡頭，但打開電視機的時候已經(jīng)7點20分，只能“希望明日有彩色電影的鏡頭可能看到”。
1973年7月，竺可楨又以2600元的價格買了一臺空調。經(jīng)過幾天時間的調試，8月1日，機器終于裝好。晚上他打開空調，“在開始試驗時，頭十分鐘室溫從30°降至29°，一度之差，再過二十分鐘沒有多大變動，而室內空氣流動很明顯，而且聲音大，對耳聾的像我也可聽見，所以晚上是不開著的，只可以到臨睡時開半小時?！?/p>
這臺空調的質量如此一般，價格在當時卻可算天文數(shù)字。竺家有歷年積蓄兩萬元，即便如此，對生性節(jié)儉的他來說，這也不是一件小事。竺可楨下決心買下空調，主要還是因為身體過于孱弱，已經(jīng)無法忍受北京夏季的高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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