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成石經的遷移應慎之又慎

最近傳言矗立于西安碑林的唐開成石經可能因修繕、擴建而要被移徙，引發(fā)了網上熱議。開成石經鐫刻到現(xiàn)在已1181年，其最后移入碑林現(xiàn)址也有900多年。要對近千年穩(wěn)如磐石的巨型石碑群挪位搬家，確實事關重大。鑒于我近一二十年來對石經的關注與探研，愿在此就唐石經的刊刻、價值和遷徙談談看法。

東漢、曹魏時期石經的刊刻

壽之金石，可以傳之無窮，這是古人普遍的信念，故紀功勒石，著績志銘，古往今來，不知凡幾。但是，將儒家經典鐫刻在石碑上，卻在傳之久遠的意識上，還有一種統(tǒng)一文字、樹立官學，便于施行科令的政治功用。這種理念，在七朝石經中的熹平石經、正始石經和開成石經鐫刻過程中，表現(xiàn)得尤為突出。

儒家經典文本在七十子后學各自傳授中本來已有歧異，加之戰(zhàn)國之際東西土文字形體異構，秦漢之交篆隸變遷，致使西漢經學家在識讀經典文本時有一定的字形障礙。于是他們各以師心識讀，用漢隸轉寫，在自以為得經義的心態(tài)下傳授經典。但是人未必同此心，心未必同此理，產生歧義，形成師法，自在情理之中。西漢設立的五經博士，是爭奪仕途的要徑，而文字文本的不同便成為不同師法的標識。有異同正訛，即有筆墨紛爭，由此影響到官僚機構的運作，此時朝廷不得不出面評判裁決，石渠閣會議如此，白虎觀會議也是如此。期間《谷梁》《左傳》《周禮》《毛詩》博士既立旋廢的升沉過程，五經師法延展出來的十四博士家法，都與當時的政治與官僚機構的運作息息相關。

師法家法不斷延展，文字文本日漸歧出，最終導致行賄偷改蘭臺漆書以合私家文本的行徑。這表面是對已尊之為經的儒家文本的不敬，其實質更是擾亂了政治與官僚機構的正常運作。熹平四年至光和六年（175-183），朝廷將《魯詩》《尚書》《周易》《儀禮》《春秋》《公羊傳》《論語》七部經典鐫刻上石，成為歷史上第一部石經。熹平石經在五經十四家博士中選取一家文本刊石，而將他家文本的異文用校記形式刊于其后，這種評判裁決師法家法的匠心，實在也是出于政治的需要。

熹平石經文本的統(tǒng)一，并未挽救已經日薄西山的東漢皇朝，隨著曹劉政權的移易，暗流涌動已經很久的古文經憑借朝代的鼎革，紛紛進入官學系統(tǒng)，掌握了經典的話語權，而盛行三四百年的今文經日漸成為明日黃花。從石經剛刊成時的四方車騎輻輳而至，競相摹寫的盛況，到魏文帝“掃太學之灰炭，補舊石碑之缺壞”的衰景，前后不過三四十年。究其原因，是今文經已不再受到官方重視，當時的導向已轉向古文經，于是鐫刻《尚書》《春秋》的三體石經工程便在不久后的正始年間啟動。

正始二年（241）刻《古文尚書》和《春秋》，固然與政治交替和學術轉向有關，但其一經而備古文、篆、隸三種字體，則是出于一種否定今文經，借以取信于天下的意識。熹平石經刊刻用隸書書寫的今文經既已不再為曹魏官方接受，古文經既已取得合法的官學地位，自然必需頒布一套與之相適應的文本。古文經多出于孔壁，用戰(zhàn)國時六國古文字體書寫，即使是今文經，也是從六國古文轉寫成秦篆再轉成漢隸的，所以正始石經用古文、篆、隸三種字體鐫刻經典，是要宣告其文本比今文經更古，離孔子真本更近更正宗。由于曹魏短祚，不及將此意識推行到其他各經，但其企圖統(tǒng)一經本文字的用意卻是不言而喻的。

開成石經的刊刻

熹平隸書石經和正始三體石經經歷兩晉南北朝戰(zhàn)亂鼎革，遷徙毀棄，至隋唐時已十不存一，石經在唐代士子意識中僅是一種曾經輝煌的歷史印記。唐代刊刻石經的呼聲始于李白的從叔李陽冰。陽冰官集賢院學士，精篆法，善詞章，人皆知其為李白《草堂集》作序，卻很少有人知道他曾發(fā)愿要用篆書書寫六經，鐫之碑石，以復秦漢經典之舊。但在普天之下通行楷書的社會中，這種意愿只能是一種近乎理想的奢望了。當然，追跡這種奢望背后的現(xiàn)實，與有唐一統(tǒng)一百五十年間的經典文字歧出紛亂、經文無有定本所帶來的科考麻煩有關。大歷初，張參刊定五經，書于國子監(jiān)講論堂東西廂泥壁上。今尚無史料證明張氏書壁之舉是承繼陽冰夙愿或奇想而為，但作為掌管教法與政令的國子司業(yè)，必然是深感教學過程中，因文字歧出與文本參差導致實際操作困難而不得不推出的舉措。

五經之壁書成，“諸生之師心曲學、偏聽臆說咸束而歸于大同”，可見舉措已見諸成效?？上啾陔y以持久，甲子再周，經壁剝落污穢，國子祭酒齊皞以木代壁，重書五經，再立于講堂東西兩側，希望使標準文字和文本能夠延續(xù)。不數年，鄭覃上疏刻經上石，得到唐文宗首肯，遂于太和七年（833）開始刊刻，開成二年（837）完工，歷經四年，刊成儒家經書十二部——《易》《書》《詩》《三禮》《三傳》《孝經》《論語》《爾雅》，史稱開成石經或雍石經。

開成石經

開成石經的價值

開成石經所用字體雖是通行至今一千余年的楷書，但其在規(guī)范字體、統(tǒng)一文本、便于科舉施行的政策與策略上似乎更加迫切，也顯得更加重要。

就字體而言。魏晉由隸書的方折蛻演為楷書，書寫載體也由竹簡轉變?yōu)榧垙?，書寫便捷引起書者眾多，書者眾多導致書寫隨便，最終造成字體筆畫歧出混亂。以混亂的字體書寫經典，致使經典文本很難統(tǒng)于一尊。六朝統(tǒng)治者力圖詔使鴻儒碩學勘定文本，但從陸德明《經典釋文》所存異文考察，其混亂狀態(tài)并不亞于兩漢魏晉。唐太宗貞觀年間，即詔顏師古勘定五經定本，其后顏元孫《干祿字書》、唐玄宗《開元文字音義》，以及開成石經前身的張參《五經文字》，都在不斷地分辨正俗，規(guī)正字形。由于尚無刊版印刷，朝廷雖竭力規(guī)正，民間則我行我素。唐代佛教大行，抄經風氣熾盛，我們從敦煌殘卷和《龍龕手鑒》所載俗字中，可一窺當時字體混亂的程度，由此可以想見儒家經典文字之一斑。

唐石經所刊九經十二部六十五萬字，除書題、篇題用隸書外，正文在經鄭覃等校勘后，全部用唐代通行的標準楷書書寫。有人將石經文字與《干祿字書》《五經文字》《九經字樣》等一些標準字書正體字校核，發(fā)現(xiàn)唐石經各經所用的非正體字只占千分之一甚至萬分之一，可見當時?？辩澘坦ぷ髦攪?，顯現(xiàn)出唐石經在正字工作中的成就。

就文本而言。六朝經學雖分南北，經注義疏亦層出不窮，隨著時間推移，經典原文與漢魏經注合一的文本逐漸固定。不僅孔穎達奉詔撰《五經正義》，定《易》用王弼、韓康伯注本，《書》用孔傳本，《詩》用《毛傳鄭箋》本，《禮記》用鄭注本，《左傳》用杜預《集解》本，即使后來賈公彥疏《二禮》，亦用鄭玄注本，徐彥疏《公羊》用何休《解詁》本，楊士勛疏《谷梁》用范寧《集解》本，經注本選取大致已約定俗成。唐代貞元二年、乾封元年、開元七年?？苯浀?，基本都限于以上經注合璧本。有鑒于這種歷史的承襲性，開成石經所刊經文，亦是從上述的經注合璧本中擷取。今天我們看西安碑林的唐石經，其《周易》上下經題“王弼注”，《系辭》《說卦》等題“韓康伯注”；《尚書》前冠孔序，題“孔氏傳”；《詩》題“毛詩”、“鄭氏箋”；《三禮》皆題“鄭氏注”等等，可知其取自于流傳已久的漢魏經注合璧本而沒有輕從六朝注家文本，主觀上表現(xiàn)出上承古本、還歸原典的趨向。

唐石經·毛詩·周頌拓本

由六朝的經注合璧本，經唐貞觀、開元之?？?，最后在開成二年將它固化在石碑上，這為以后孟蜀石經、后唐長興刻本和北宋景德校本所取式。這一繼承與沿襲，為此后一千年保存了迄今為止最為古老的漢魏經師注本，同時也淘汰了其它一些無關緊要的注本。盡管它只是經文，卻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漢代文本的原貌。

就科舉政令而言。張參和齊皞所立的泥壁和木壁，都只是書寫五經，何以開成石經鐫刻九經十二部？這與唐代科舉制度有關?！短屏洹份d唐代科舉以字數分九經為大、中、小三類?！抖Y記》《左傳》為大經，《毛詩》《周禮》《儀禮》為中經，《周易》《尚書》《公羊》《谷梁》為小經。這種分法可以追溯到貞觀、永徽年間。但既然唐初已經分別大中小九經，為什么大歷、寶歷間還只書五經？這是因為科令雖然頒布，士子在考試的選擇中，往往不選《周禮》《儀禮》《公羊》《谷梁》，致使四經“殆將廢絕”。歷經李元瓘、楊玚等屢屢上疏及唐德宗貞元九年（793）下詔鼓勵，情況仍未有大的改觀。鄭覃疏請并負責石經工程，毅然決然將九經十二部全部鐫刻上石，再次表現(xiàn)出朝廷對五經之外的《二禮》《二傳》和《論語》《孝經》《爾雅》的重視，顯示其欲扭轉士子考試偏科的策略。

從西漢五經、東漢六經、七經，至唐代九經十二部，再到宋人增《孟子》形成儒家十三經，開成石經是一個樞紐與關鍵?！抖Y》《二傳》雖經中唐以還屢次倡導，仍不受士子重視，如果不是鄭覃刻石，長興、景德未必一定會校勘刊木，王安石未必會著《周官新義》；推而廣之，宋代邢昺亦未必一定會為《論語》《爾雅》作疏。更鑒于明清有人曾提出十四經、二十一經等說法，而終究均未能形成定式，這都與開成石經九經十二部的固化定版有莫大關系。

由上所述，唐石經字形是唐代官方頒布的標準字形，至今仍可作我們今天制訂正體字的借鑒；它所取式的王弼、鄭玄等注本，為五代北宋所繼承，等于為后世保存了珍貴的漢魏經師注本；沒有九經十二部的唐石經，經典發(fā)展或許是另一種樣貌，亦即不一定形成今天所稱的十三經。

開成石經的遷徙

石經刊成，已近晚唐，甲子方周，社稷已亂。唐末京兆尹韓建縮建長安新城，原國子監(jiān)務本坊所在地成為城外，韓建及其后永平軍節(jié)度使劉鄩先后將石經遷置于文宣王廟內。北宋元佑二年（1087），陜西轉運副使呂大忠以石經所立“地處洼下，霖潦沖注”，歲久浸漬，容易風化腐蝕，遂移置到府學北墉。崇寧二年（1103），樞密直學士虞策將府學、文廟及石經一并遷到重新修建的府城東南隅，即今碑林現(xiàn)址。用楷書正體字鐫刻的九經十二部經文一百一十四塊二百二十八面經碑，歷經三次遷移，終于落定安居，從此作為經典瑰寶，雄矗碑林。

唐長安城

不意四百多年后的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末，山西、陜西、河南同時大地震，河、渭泛濫，華岳山鳴，地裂泉涌，平地成山。開成經碑在地震中折斷四十石，殘損更甚。震后雖經修整，卻未對殘損部分予以補葺。直到三十年后的萬歷十六年（1588），由左布政使姚繼可主持，對經碑進行全面修葺補刻，“凡點畫失真者正之，苔蘚污者新之，泐而欲欹者理之，文義斷闕者稽群書補之”，共計補刻約53000字，將此補刻文字刻在96塊113面小石碑上，置于經碑之旁。后人又將此補刻文字椎拓后，剪裱粘貼在殘缺的經文拓本上，以示完整。由于據以補刻的文本是當時的傳世本，而非唐代的太和本，所以補刻文字與原刻經文應該區(qū)別對待，不能等量齊觀。自此次修葺到現(xiàn)在，又經歷了430年，經碑基本完好，再也沒有人為損壞。

遷移石經應當慎之又慎

闡明了唐石經的身世價值，我想談談對時下遷徙動議的看法。一百多塊唐石經經碑，堪稱經之祖本，國之瑰寶，是唐代燦爛文化的標志，也是七朝石經中除乾隆石經外唯一保存完整的儒家石經。乾隆石經雖然也是完整無缺，但其文字和文本價值不能與它同日而語。開成石經經碑與經碑間的文字互相契合，是一組完整的石碑群，矗立在碑林博物館已近千年。

開成石經陳列內景

宋代遺留下來的陳列室因歷史原因，不免逼仄簡陋，這無可否認。站在今天高度現(xiàn)代化的歷史節(jié)點上，要將石經“通過現(xiàn)代化展陳手段更好地闡釋石經所承載的儒家文化”，“充分體現(xiàn)開成石經的宏大、輝煌”，出發(fā)點和用意都值得肯定。但是，唐石經刻成至今一千多年，歷經人禍天災，戰(zhàn)亂地震，幾經遷徙修葺，迄今身上猶有斷裂、缺損、磨滅印痕。我們在搬遷移動過程中，能否保證其完好無損——哪怕是一字一角！原本已斷裂的經碑如何移徙，如何保證其原樣？以前碑林博物館在移徙名碑過程中都有損壞的實例，開成石經比之《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曹全碑》等，移徙難度又不可同日而語！

凡此種種，有關方面是否已經有足夠的思想準備、技術能力和應對方案，可保證其萬無一失，因此，是否遷移一事，尤須慎之又慎！從另一角度思考，現(xiàn)今的建筑雖嫌簡陋，但卻與千年之碑共同承載著更厚重的歷史滄桑感。說到展陳儒家經典文化，陳列的碑石已經壞缺，需要合觀萬歷補刻小石，方可稱完璧。筆者所見到的十多套唐石經拓本，多是經過剪裱拼接的萬歷以后拓本。要真正展陳開成石經原貌，應該去尋覓一套嘉靖地震前未毀時的完整拓本，讓它化身千百，這才是當務之急。（文/虞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