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特里克·格里
我們?yōu)檎l寫歷史?為當今之人,為未來之人。愿未來之人還會讀我們今日之所寫。不過,倘若你聽說有人寫出了什么終極版的研究,永遠別信。沒有這回事。我們都是凡胎肉身,現(xiàn)身于此,在2016年的北京。這是我們唯一擁有的世界。我們是這個世界的居民,參與其間,嘗試為現(xiàn)世去理解過去。我們不能如無所不知的上帝那樣看到真實的過去,人沒有那種能力。我們各有具體的局限。我們所提的問題部分地來自歷史傳統(tǒng),但更多來自我們各自當前的社會。這便是為什么歷史會一再重寫,因為每一代所要了解的過去各有不同。
是啊,我們希望我們所寫的書能傳之后世,傳好幾個世紀,不過還是現(xiàn)實一些吧。我們處在溝通過去與當前的過程中,想要做得好,但愿后人不至于發(fā)現(xiàn)我們的著述有事實錯誤,或有愚蠢的論證??墒撬麄冞€是得再來一遍,還是得寫有關過去的書,因為他們需要為一個不同的世界去寫。危險在于他們可能簡單地接受我們從當前出發(fā)所給出的有關過去的那些答案,并據(jù)以了解過去。
我們從當前出發(fā),是因為我們就處在當前。不過,如果我們出發(fā)時所依賴的,是我們基于自身經(jīng)驗而生發(fā)的世事本當如何如何的某種觀念或假定,或者如果我們用搜集來的歷史資料簡單地證實那些我們本已知道的,那么我們就是極端可憐的學者了。
當前是出發(fā)點,本不必是終點,可是太多的歷史正是這么做的。不止歷史,文學、神學、哲學,太多的著述只是簡單地從往昔選取材料以確認當前的偏見,正是這種做法通常會制造受歡迎的歷史學家。要多賣點書,人們想聽什么你就講什么好了,把他們想聽的故事設置到中世紀,他們會喜歡的。
不過掙錢可以走別的路子,學者應有更道德的做法。據(jù)我所知,“過去”總是為當前行動、意識形態(tài)和信仰的正當化需求而被認領。人類是歷史存在物,我們的身份認同取決于我們對過去的認知,即我們的個人記憶、集體記憶和歷史。所以,過去真的不是無關緊要。
你們知道,美國人喜歡說:過去無關緊要,不都是工程制造嘛,你用不著理解文化與過去,只要有好的運算法則,你就可以解決世界上的問題。然而照這個路子,美國人在解決問題方面迄今做得并不怎么樣。我認為,我們需要去理解過去,可是我們必須非常小心,不能簡單地用過去來正當化我們現(xiàn)在所要做的事情。對政治家來說這是一個誘惑,這個誘惑對形形色色的意識形態(tài)來說更是無可抗拒。
作為專業(yè)學者,我們有責任去觀察、去改正。也許我們不知道一切過去,我們也不會寫完美客觀的歷史,但這并不意味著怎么寫都行。我們必須是過去的負責任的監(jiān)護人,隨時準備好指出那些對過去不恰當?shù)年U釋。
比如十字軍研究在西方現(xiàn)在很熱門。我想我知道為什么。伊斯蘭與基督教的文明沖突,在伊斯蘭世界某些圣戰(zhàn)組織里也很流行?;亟M織的詞匯表里經(jīng)常提到十字軍。但那是好的歷史嗎?
事實上,圣戰(zhàn)者理解的十字軍正是從閱讀20世紀早期的歷史學家的著述發(fā)展而來的,伊斯蘭世界本沒有關于十字軍的長時段記憶。在普及的層面上,這正是從西方重新引入的,而且還頗有一些西方人熱衷于談論這種文明沖突。當然這可以賣書。如果你真想制造點動靜,那就把十字軍寫成當今世界的預兆吧。然而,在我看來那可是非常不負責任的。
作為學者我們必須做的就是指出為什么這樣不行。我們需要理解這個爆炸般的,充滿可怕、令人恐懼的暴力的時期——可是,過去不會再發(fā)生。我們必須理解過去對于當今的重要性,也必須理解過去與當今之間的區(qū)別,因為歷史就在于變化。如果有人以為歷史會重復,那就大錯特錯了,過去肯定不會再次發(fā)生。
目下歐洲對“蠻族入侵”——就是我研究的領域——有很大的興趣,這是因為來自敘利亞、近東和北非的難民。政治家說又有蠻族入侵了,4世紀又來了。當然,說這不是4世紀重來,并不意味著難民危機不是一個必須應對的、非常嚴重的問題,也不是說現(xiàn)在處理得很好。然而,說我們應該做羅馬人早就該做的,并不是應對這一嚴重問題的一個有創(chuàng)意的辦法。
作為歷史學家,我們的工作常常(如一個歐洲學者喜歡說的)是做過去的看門狗。如果人們錯用過去,我們就得在夜里吠叫,有時候還得撕咬,不過別指望會討人喜歡。沒人喜歡看門狗,可是看門狗很重要。
歷史學——被正確地研究、正確地使用的歷史學——是一個批判性的學科。批判性不是指說壞話,而是獨立地思考過去及其與當前的關系,且不憚于加以區(qū)分;即使社會大眾中間流行的是另一種主張,他們熱烈地想要把過去與當今聯(lián)系起來,為正當化當今而想象過去。(文/帕特里克·格里)
本文摘錄自《歷史、記憶與書寫》, [美] 帕特里克·格里 著,羅新 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