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5日是知名考古學家、故宮博物院原院長、故宮研究院名譽院長、故宮學術(shù)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張忠培先生逝世一周年紀念日。7月6日，在故宮博物院在建福宮花園召開的“張忠培先生考古學術(shù)之路——理論研討暨遺著首發(fā)式”上，發(fā)布了張忠培先生在生命的最后幾年寫的三本著作：《中國考古學：走出自己的路》《中國考古學：說出自己的話》《中國考古學：盡到自己的心》。
張忠培先生畢業(yè)于北京大學考古專業(yè)，創(chuàng)辦了吉林大學考古專業(yè)，后任故宮博物院院長、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張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國考古學的實踐與理論研究，他的學術(shù)思想承前啟后，自成體系，基于考古學又超乎考古學，引領(lǐng)中國考古學新時代，擴大了考古學在學術(shù)界以及社會上的影響力。
張忠培先生
張忠培一生曾主持過元君廟仰韶墓地等重要遺址的大規(guī)?？脊虐l(fā)掘工作，出版有《中國北方考古論集》《元君廟仰韶墓地》等學術(shù)專著20余部，發(fā)表學術(shù)論文和研究報告250余篇，總字數(shù)不下500萬字。且先生不用電腦，所有的底稿都是一筆一劃寫就。
7月6日，在故宮博物院在建福宮花園召開的“張忠培先生考古學術(shù)之路——理論研討暨遺著首發(fā)式”上，發(fā)布了張忠培先生在生命的最后幾年寫的三本著作：《中國考古學：走出自己的路》《中國考古學：說出自己的話》《中國考古學：盡到自己的心》。這三本著作集中體現(xiàn)了張忠培先生對近百年來中國考古學發(fā)展歷程的回顧與反思，對考古、歷史、文化等學術(shù)問題的思考、研究和理念，以及擔任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期間服務、助力、引領(lǐng)當代中國考古學發(fā)展的歷程，更凝結(jié)了張忠培先生對中國考古學發(fā)展的拳拳之心，對于當下中國考古學的實踐與理論研究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張忠培先生主編或參與寫作的書籍
當天，來自國家文物局、故宮博物院、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文物交流中心、國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遺產(chǎn)保護中心、中國考古學會、北京大學、復旦大學等研究機構(gòu)與高校的學者與會，大家回顧了張忠培先生為中國考古學與中國文化遺產(chǎn)保護事業(yè)所做出的貢獻，對張忠培先生的做人風范、治學精神、學術(shù)理論、學科建設理念、文物保護事業(yè)發(fā)展等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討論。
張忠培先生去世后，為傳承和踐行他的學術(shù)思想和理念，故宮博物院與吉林大學簽署戰(zhàn)略合作協(xié)議，共同組建“張忠培考古研究中心”，進一步繼承和弘揚張忠培先生的學術(shù)思想，發(fā)揚張忠培先生問學求是、勇于開拓的精神。
張忠培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際，他的親屬及學術(shù)界的學者們都撰寫了文章紀念張先生的為人治學精神。
首發(fā)式現(xiàn)場
延伸閱讀：
張忠培 求索中國考古學之道
高蒙河
2017年6月下旬，著名考古學家張忠培先生做完了自己三卷著作的校對修改，7月5日便因病遽爾長逝，駕鶴西去。這三卷書不僅成為了他65年考古人生中所完成的逾25部著作和近300篇文章的組成部分，竟也變成了他83年人生道路上留下的絕筆之作。
這三卷著作皆以“中國考古學”為主題，它們分別名為《中國考古學：走出自己的路》《中國考古學：說出自己的話》和《中國考古學：盡到自己的心》。其實，這之前他所出版的書中冠以中國考古學為題的也不乏其例，如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中國考古學：實踐、理論、方法》、科學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中國考古學：走近歷史真實之道》、香港商務印書館1999年出版的《中國考古學跨世紀的反思》、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中國考古學：九十年代的思考》等，由此不難看出，求索中國考古學之道，是張先生追求的最高境界。
《中國考古學：走自己的路》以中國考古學史上李濟、裴文中、梁思永、夏鼐、尹達、蘇秉琦、宿白等代表人物及其所處的時代為對象，回顧和反思了近百年來中國考古學走過的歷程；《中國考古學：說出自己的話》是給類別繁多的考古學成果所做的書序，涉及考古學發(fā)現(xiàn)、研究、保護、利用、傳承五大方面，既有不同階段的熱點課題，也有理論方法的長期思考，還有學科建設的理念定位，反映出不同時期中國考古學的變化；《中國考古學：盡到自己的心》是先生在2008—2013年擔任中國考古學會第五屆理事會理事長期間，推動各類學術(shù)活動的講話和論述，反映了新時期中國考古學會服務、助力、引領(lǐng)當代中國考古學發(fā)展中所發(fā)揮的巨大作用。
自2014年起，我有幸全程參與了這三卷著作的編選工作，它的重要意義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具有重要的考古學術(shù)史意義。中國考古學即將迎來100周年，但百年考古的中國迄今無一部完整的專業(yè)史或?qū)W術(shù)史著作來回顧和總結(jié)這段歷史。以史為鏡可知興替，回顧過去、面向未來，出版這樣一套全面、真實反映中國考古學學術(shù)史精髓的著作，正逢其時。
第二，可以適時滿足學科建設的需要。中國考古學現(xiàn)已成為一級學科，考古學史研究作為考古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和不可或缺的二級學科之一，是考古學學科建設的基本需求，出版這套濃縮著精華的中國考古學史著作，恰補闕如。
第三，中國考古學史也是中國考古學思想史。從考古學史到考古學思想史，是從實踐論到認識論的過程。真正的考古學史不僅是描述一般考古發(fā)現(xiàn)的過程史，也不僅是記敘科技考古作用的發(fā)展史，更應該是考古觀念變化的思想史。
第四，考古學大家來寫考古學思想史。張先生是眾所周知的身體力行、引領(lǐng)學術(shù)發(fā)展的考古學大家，他與他在這套叢書中評述的那些前輩考古學大家一樣，對考古、考古史、考古哲學三方的關(guān)系都有著深刻的洞察，能以務實求真的精神與能力將這種洞察用于推進中國考古學史特別是中國考古學思想史的研究中，有著鮮明的探尋中國考古學之道的使命和色彩。
這三卷體現(xiàn)中國考古學近百年思想精髓的代表作，是張先生自1952年入北京大學求學考古65年來，砥礪實踐、經(jīng)年思索、融會貫通、集腋成裘的精選論文集。它們?nèi)嬖u析了近百年中國考古學史中的典型事件和代表人物及他們的心路歷程，核心解讀了“中國考古學要走什么路”的考古大題。換言之，如果說經(jīng)過近百年風風雨雨的中國考古學已闖蕩出來一條自己的路，那么這條路是怎樣闖蕩出來的？是條什么樣的路？這條路的前方是哪個方向？我們今后應沿著哪個方向繼續(xù)走出新路？張先生在這套書中都一一作了回答。
這三卷著作中的文章雖然并不都是首次面世，但結(jié)集成為中國考古思想史專論，則是首次付梓。需要強調(diào)的是，張先生的文字表述精準，有較強的可讀性，即便非專業(yè)的一般學術(shù)乃至文化讀者，也可得以循著考古學思想的脈絡，追蹤當代中國考古學的種種問題，獲得思考的樂趣。
（本文摘自2017年7月19日《人民日報》張忠培 求索中國考古學之道一文，作者為復旦大學文博系教授高蒙河）
我的父親張忠培先生
張曉悟
張忠培
今年七月五日是我的父親張忠培先生仙逝一周年祭。這一年間，不光是我，還有父親生前的領(lǐng)導、好友、學生，時常想起、提起父親。我們在一起，父親張忠培永遠是一個恒久、綿綿不絕的話題。我總覺得他并沒有離開我們……
父母相濡以沬五十余載，父親出差前一定要母親給他收拾行李，需要衣服幾件、背心幾件，一件件找出來，讓他挑。他愛美，問母親穿哪件好，然后母親將衣服一件件疊好，裝入行李箱，之后裝煙、茶、藥品，最后裝入他隨身攜帶的小紅挎包……一切裝齊，將行李箱鎖好。
父親是南方人，有些東西一口不吃，不吃醬油、不吃醋、不吃醬、不吃生蔥、不吃蒜、不吃涼拌菜、不吃淀粉勾芡的菜；卻偏愛吃紅燒肉、愛吃辣椒，辣椒油飯桌上常備，母親每天都按他的口味做菜……
父親原本不會吸煙。
上世紀六十年代，買煙要煙票。父親的師兄俞偉超先生很愛吸煙，煙票總不夠用，于是求助于我父親。他便也逐漸吸起煙來，加之工作勞累，從此一發(fā)不可收拾，煙吸得越來越多，越來越兇，從一天幾根、一包到一包半。他那本《元君廟仰韶墓地》出版了，到手的稿費是人民幣玖佰陸拾元，當時看是很多的。可是為了寫報告，他買煙的錢遠遠超過這個數(shù)字。他吸的煙都不是什么好煙，最好的貳毛柒的“迎春”，是待客時才抽的。
父親是個工作狂，每天都在為事業(yè)拼命，家里的事他很少過問。
張忠培先生（左三）考察考古工地
父親常常一年外出工作十個月以上。家里面有三個孩子，我是老大，媽媽還要上班。不得已，妹妹一歲半后送長沙奶奶家寄養(yǎng)，弟弟也是一歲半的時候送哈爾濱二姨家寄養(yǎng)。記得有一年春節(jié)，媽媽帶著我剛從哈爾濱坐火車回來，一路上踩著雪，聽著別人家團圓的鞭炮聲，心想著也許爸爸能在家。然而，進門后迎接我們的是空蕩蕩的房間和桌子上沒有收拾的碗筷，母親的眼淚撲了出來。父親出差走了，我們團圓的希望破滅了。
父親雖是事業(yè)的強者，卻是生活的弱者。他患有肺氣腫、腰脊椎滑脫，生活中需要別人時時照顧。作為家屬，這幾年我經(jīng)常陪父親出差。父親去黑龍江雞西考察時，口腔發(fā)炎，說話很困難；在浙江良渚考察申遺工作時，要帶著便攜式制氧機。便攜機連續(xù)工作超過兩個小時就會停機，為了讓機器正常運轉(zhuǎn)，那幾個晚上，我不知道多少次盯著開機、關(guān)機。
父親是個讀書人，視書籍如生命。小的時候，每當父親在家工作，孩子們都不能哭鬧、不能動他的東西。記得我四五歲時，有次拿了父親寫的稿紙，他不高興，告誡我：“不要再拿了，再拿就揍你?！彼倪@番話反而激起了我的好奇心，覺得這肯定是好東西。只要父親不在家，我就拿。有一次讓父親抓著了，問我拿了稿紙沒，我一邊說“沒”，一邊捂緊鼓鼓的小兜，父親那次揍了我。
父親五十歲以后，對家庭和孩子的態(tài)度發(fā)生了很大的改變。逢人便說他一生做得最對的事是娶了我母親，他取得的成績都是我母親的，他再忙再累也要擠出時間來和孩子聊聊天。
在我的記憶里，父親的湖南口音很難懂。但令我奇怪的是學生們很愿意聽他講課。我去過吉林大學文科樓看過他講課的場面。大大的教室里坐滿了人，教室的門開著，教室外還站著學生，有很多其他專業(yè)或其他系的學生來旁聽。有時課上講不完，不盡興，他就晚上加課，一加就是兩三個小時，回家時已是晚上八九點鐘。我們家當時和另外兩家合住一個單元，十四平方米的屋子，中間用兩個書架和一個簾子隔成兩個空間，外面就算是父親的書房。家具是從吉林大學租的。還記得家里有個用磚頭和木板搭的“書架”，為了不弄臟書，磚頭和木板用牛皮紙包著，先用兩個磚頭墊底，上面加一層木板，木板上面再放書，書不是立放的，是平放的，這樣書架牢靠。這個書架用了三四年，直到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唐山大地震。有畢業(yè)生的時候，我家特別熱鬧，晚上媽媽和我的任務是早些在內(nèi)屋睡覺，外屋是父親和畢業(yè)生談工作的地方，他們坐在小凳子上一談就到下半夜。
父親生長在湖南長沙一個殷實的大家庭里。當時在城里有商鋪，鄉(xiāng)下有地。幼時是在動蕩不安的戰(zhàn)亂中度過的，五年半換了6所小學，直到就讀于長沙長郡中學后才安定下來。2015年我陪父親回過母校。這所中學竟前后培養(yǎng)出兩任故宮博物院院長，分別是第一任院長易培基和第四任院長我的父親。
2011年父親得了一場大病，他積極配合醫(yī)生治療，各項身體指標漸趨正常。然而之后的六年間，父親工作太努力了，一氣兒談工作兩個小時是常事，精神不濟，吸煙頂著。長期吸煙給他的身體造成了很大傷害。從患氣管炎開始，肺氣腫、慢阻肺、肺間質(zhì)纖維化、肺動脈高壓，直至右心衰竭，這為他的離開埋下了伏筆。
2017年6月中旬，父親寫的“中國考古學”叢書、《走出自己的路》《說出自己的話》《盡到自己的心》三卷書稿出版事宜落實了，父親長舒了一口氣。6月27日我陪父親去醫(yī)院檢查，當車子路過故宮時父親提出要去看一看。我們到午門拍了些照片，這是父親最后一次留影。7月3日早上，被病痛折磨許久未能好好休息的父親難得地睡了個好覺。起床時精神很好，與家人一同早餐時，他笑著說：“夢里有好多人找我，叫我解決問題?！?月4日上班后和下班前，我給家里打了兩次電話，電話鈴響了半天才通，父親喘著粗氣，良久才說：“我累了，再見！”
7月5日清晨，父親上完廁所，我陪父親返回臥房，還沒有到床頭的時候，他就說要躺下。我怔了一下，扶他徐徐躺在床上，這時再喊他，他已沒有了反應……
7月11日，父親的告別儀式在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當天，千余人為父親送行，包括國家有關(guān)部門領(lǐng)導和父親生前好友以及全國各地文博單位的代表。告別禮堂肅穆、端莊，大廳內(nèi)外擺滿了花圈和挽聯(lián)。
父親一生曾主持過元君廟仰韶墓地等重要遺址的大規(guī)?？脊虐l(fā)掘工作，出版有《中國北方考古論集》《元君廟仰韶墓地》等學術(shù)專著20余部，發(fā)表學術(shù)論文和研究報告250余篇，總字數(shù)不下500萬字。父親不用電腦，所有的底稿都是一筆一劃寫就。他的精神和思路堪比年輕人。
父親說過：“這輩子，我不謀官，不謀利，不懼權(quán)威。我不為會議寫文章，不為稿費寫文章，不為職稱寫文章。想說話了就說，該發(fā)火的時候就發(fā)。不看任何人臉色，也不看錢的臉色，這就是我的追求。”父親無憂無懼，坦蕩率性地活了一輩子，骨子里透著一份執(zhí)拗的純粹。
鄂公網(wǎng)安備 42010302001612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