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月6日，曾在日本引發(fā)多起惡性殺人事件和兩次沙林毒氣事件（1994、1995年）的奧姆真理教原教主麻原章晃（本名松本智津夫）、原教團干部早川紀代秀、井上嘉浩、新實智光、土谷正實、中川智正、遠藤誠一及其他六名教團成員先后被執(zhí)行死刑。其后，市民團體“請求批準廢除死刑的國際條約論壇90”在其網站主頁上發(fā)布了“針對2018年7月6日死刑執(zhí)行的抗議集會通知”。該團體運營者認為，此次被執(zhí)行死刑的人數(shù)眾多，聞所未聞，是無視法律和慣例、不存在絲毫公正的死刑的新發(fā)展，對此應該予以重視。
NHK NEWS WEB 圖
死刑，似乎是平常百姓難以觸及的一種刑罰，其背后可能有窮兇極惡的犯罪者與無故受難的被害人，也可能存在受盡折磨后終于爆發(fā)的殺人者與自食其果的死者，畢竟涉及一條生命的存亡，各國法院對死刑的判定都很慎重。
中國自古有“殺人償命天經地義”的說法，但深入具體案件，又會浮現(xiàn)出各種隱情，有的甚至超乎想象，類似法理與人情的矛盾時常出現(xiàn)，讓人不禁心生感嘆。古代的砍頭判決時有發(fā)生，但進入現(xiàn)代社會之后，死刑還應該存在嗎？關于這個問題，我們可以看看下面幾本書。
“死刑很無力”
關于死刑存廢的問題，東野圭吾在其小說《虛無的十字架》中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思考。
小說中一共發(fā)生了三次殺人事件，其一是20年前，一對高中生情侶為逃避家長的責備而親手殺死自己剛出生的孩子；其二是11年前，幸福的三口之家在男主人上班、女主人出門買菜時被闖空門，強盜發(fā)現(xiàn)并殺害了獨自在家中的幼女；其三是失去女兒的女主人離婚后重返職場，因偶然卷入某起事件而不幸遇難。三件案子的行兇者都屬故意殺害，只是目的、手段及犯罪者年齡層不同，而東野圭吾拋給我們的問題則是：三名兇手都該同樣處以死刑嗎？
《虛無的十字架》 博集天卷/湖南文藝出版社
作者在第一章里圍繞事件二對日本的庭審特點進行了簡單介紹，告訴我們日本法庭對殺人兇手判處死刑的案例很少，只要“被告有悔改之意、有教化可能、不是預謀犯罪、有值得同情之處”，都有可能影響判決結果，“法官似乎千方百計為避免做出死刑判決找借口”，被告辯護律師也會進行誘導和教唆，令犯罪者在法庭上道歉，表示反省和悔改之意，并改變證詞，說自己殺人是無心之失。
在殺人事件中，死者家屬大都希望法庭對被告處以極刑，他們慘失親人，怎么可能忍受殺人者好好活著？況且若非死刑，即便判處犯罪者無期徒刑，他們也“并不是被永遠關在牢里，只要被認為有反省之意，就可以獲得假釋”，而事件二中被殺的小女孩恰恰就是在搶劫殺人犯服刑的假釋期間慘遭殺害。二審過程中，被告辯護人咄咄逼人，他們不禁開始灰心，甚至產生了自焚抗議的念頭，也是在這時，法官宣判，判處被告死刑。故事到這里似乎應該告一段落，壞人被正法，受害者得以安息，小女孩的父母也該打起精神繼續(xù)生活下去，然而走出陰霾真的那么容易嗎？
小說給出的答案是否定的。當罪犯被宣布死刑的兩個月后，這對夫妻仍然處于哀傷之中，兩兩相對亦覺痛苦，看到對方就想起曾經有過的美滿生活。原本以為犯人的伏法能讓自己放下心中的傷痛，如今卻只是變得空虛和失落。就此，東野又提出了另外的問題：死刑究竟能給死者遺屬帶來什么？遺屬們又想從死刑中獲得些什么？書中數(shù)次出現(xiàn)了“死刑很無力”的形容，但除了死刑，遺屬們似乎也沒有別的方法接納家人被害的事實。
對死刑的思考
關于死刑的意義，阿爾貝?加繆曾寫過一篇《思索死刑》，站在批判的角度分析了死刑的各種矛盾之處。
《思索死刑》 北京大學出版社
他認為，死刑不但沒有正面意義，反而會對社會產生極大的負面影響；它也并不具有世人以為的殺一儆百的震懾力，因為震懾力只對膽怯的人有用。若是死刑真有警示效果并能有效減少犯罪，那么我們就應該大量傳播與之相關的照片、視頻和文字記錄，最好是把大家集合起來一同觀看行刑過程，將恐懼深深刻在人們心中，事后再“發(fā)行成千上萬的書冊，并要求各級院校研讀描寫罪犯伏法后尸體狀態(tài)的證言與醫(yī)學報告”。但事實上，死刑的處決地點漸漸從公開的室外轉向隱蔽的室內，這一變化本身也體現(xiàn)出某種自相矛盾。此外，死刑的存在并非出于理性，而是一種古老的、“以牙還牙”“一命償一命”的暴力情感，“這種只能裁決不能預防的刑罰，它真正的名字就是報復”，而法律的制定是為了糾正、而非模仿或復制這種殺人的天性。
加繆從一些研究罪犯尸體的醫(yī)生的記錄中了解到，“死亡并不是一瞬間的事，頭砍掉之后，個別的生命成分還未都死去。對醫(yī)生來說，留下的只有關于這一恐怖經驗、殺人解剖、與隨后草草掩埋的印象而已”。除此之外，他也從一些曾擔任劊子手之人的筆記中讀出了人類心中沉睡的虐待與殺人本能。死刑大致說來就是一種有組織的謀殺，而待宰的羔羊——那些死刑犯，從被宣判的那刻起，就被剝奪了所有作為人的權利和尊嚴，再也沒有挽救的希望。然而世界上沒有絕對的完人，每個人多多少少都做過壞事，既然如此，我們又怎么能濫用不屬于自己的權力去剝奪他人的性命呢？在宗教盛行時期，死刑或許還可能被解釋為對惡人靈魂的救贖，而在去宗教化的社會中，死刑實際上只是一種純粹的消滅措施。而歸根結底，他認為犯罪者之所以犯下滔天大罪，社會本身也難辭其咎。
雖然文章的寫作時間是1957年，但對如今的我們仍具有啟發(fā)意義。即便死刑的方式早已從鮮血四濺的砍頭“進化”為“文明”的醫(yī)療科技手段，毫無痛苦的死亡想必仍不存在。哪怕人與人的關系在以切身可感的速度變得脆弱和淡漠，當你直面身邊人的死亡，也不能不產生某種程度的震懾。
我們應該完全信服加繆對死刑的態(tài)度嗎？倒也不盡然。因為很多研究表明，激情犯罪之外，也有相當一部分是有計劃的犯罪，甚至有人生來就與常人不同，一切以自我為中心，毫無共情能力，視他人性命如草芥，殺人對他們是一種享受乃至對美或快感的追求。有人分析犯罪者的心理，認為多數(shù)犯下惡性殺人事件的人都是由于從小受到的教育不健全、或是生活中沒能接觸健康的人際關系，以至于殺人成為他們尋求刺激、確認自我存在感的扭曲方式——例如曾經轟動全日本的“酒鬼薔薇圣斗事件”，始作俑者“少年A”重返社會后寫下一本頗具爭議、引來潮水般罵聲的犯罪手記，重現(xiàn)其扭曲心理的同時也反映出教育制度的不健全。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忽視罪犯回歸社會后再次犯罪的可能性?！短摕o的十字架》中便提到，相當一部分罪犯會故技重施犯下新的罪行，接下來要介紹的紀實類書籍中也提到罪犯出獄后向受害人復仇的案例；由此，我們不得不思考這種傷害該如何預防，又該如何降低其可能性？
日本的死刑
日本作家夏樹靜子在其著作《與手槍的不幸遭遇 日本司法物語》（原名『裁判百年史ものがたり』）中選取了十二個案例來講述日本司法體制的成長與變化，從1889年《憲法》、1890年《法院構成法》的公布，歷經大正、昭和的戰(zhàn)爭、戰(zhàn)后時期再到如今的平成年代，可謂是一部跨越百余年的法庭審判物語。
《與手槍的不幸遭遇 日本司法物語》 北京大學出版社
書中涉及了許多日本歷史或司法史上影響重大的案件，例如：法官為保護司法權獨立而與政府對抗的“俄國皇太子遇襲事件”、嚴重暴露當時司法體制問題的幸德秋水“大逆事件”、21世紀陪審制度的前身“昭和陪審審判”、犯罪嫌疑人用十八年時間從被判死刑到無罪釋放的“八海事件”、直接促成“被害人參加制度”誕生的崗村夫人被害事件，等等。
其中，“被害人參加制度”在《虛無的十字架》中也作為受害者家屬的權利而被提及，但未作詳細介紹，而這本書帶我們回到數(shù)十年前，為被害人一方的弱勢處境義憤填膺。在崗村夫人的案件中，無數(shù)次以辯護律師的身份出庭的崗村律師第一次以旁聽者的立場坐進審判席，才意識到“現(xiàn)在的司法制度是在保護罪犯”，“刑事司法忽略了受害人的存在”，“犯罪受害者沒有話語權”等問題。因為“從案件發(fā)生到開庭審理，法律上的當事人一直只有法院、警方和檢察院以及被告人與辯護律師三方，而被害人一方始終被置于局外人的位置”，“庭審中犯罪者想說什么就可以說什么，而受害者卻什么也不能說”，在經濟上，受害人往往要承擔巨額的傷病費用，得不到罪犯的賠償，國家也不提供相應的支援。此后，他聯(lián)系到有相似經歷的幾位受害人家屬，彼此傾訴和討論后召開了記者招待會，并很快成立了“全國犯罪受害者協(xié)會”。在他們的共同努力下，爭取受害人權利的民間活動很快覆蓋了日本全國，崗村律師等人還前往德國、法國考察，回國后在全國范圍內開展“關于實現(xiàn)《為了犯罪受害者的刑法》《公訴（審判）參加》《附帶民事訴訟》提案的簽名活動，最終集得全國四十多萬人簽名、一百五十多個地方自治體送出的意見書，并得到機會與當時的首相小泉純一郎見面，促成了《犯罪受害者等基本法》的制定與實施。2007年6月20日，“為了保護犯罪受害者的權益而對刑事訴訟法的一部分進行修改的法律（犯罪者參加制度）在國會獲得了通過”，并于2009年開始實施。同年，日本司法審判中另一個重要的制度，“陪審員制度”也開始實施。從此以后，日本的司法審判再也不僅僅是幾名法官的事了。
除了十二個主要事件，書中還摻雜了許多不那么有名的案例，各種事件的來龍去脈幾乎就是生活本身復雜性的呈現(xiàn)。在某些案件里，檢方不惜威逼利誘、屈打成招，也要制造假證據(jù)以求結案，在某些案件里，法官對司法獨立的維護又不可避免地透露出一種矛盾屬性；檢方總是對犯罪嫌疑人窮追不舍，反復上訴，與此相對，辯護人也想盡一切辦法與其抗爭到底。東野圭吾小說中的死刑存廢問題在本書中并沒有太多地被提及，因為受到罪犯殘忍殺害的死者家屬幾乎無一例外地希望兇手被判死刑。法律雖然不該被私情左右，成為一種報復工具，但誰又能保證，對殺人兇手的同情到頭來不會發(fā)展為“農夫與蛇”的結局？
結語
筆者與死刑最近的距離，是2016年“江歌案”（日本稱“中野區(qū)中國人留學生殺害事件”）進入終審判決前，被害人江歌的母親江秋蓮于2017年9月對國內外大眾征集“請求日本司法判處犯罪者陳世峰死刑”簽名的帖子出現(xiàn)在我眼前的時候。同為在日留學生，江歌的慘案引起包括筆者在內許多中國人的共情，因此在網上看到那張征集簽名的請求書時，我也立即寫下了自己的名字。彼時彼地，我無法像加繆般冷靜理智地思索死刑的意義、分析其弊端，也無法拋開血淋淋的現(xiàn)場考慮到犯罪者的人權或心理，腦中所想只有一句話：如果確定無疑的殺人者尚不能被繩之以法，那些消失的生命和遺屬的悲憤何去何從？
“要求殺人兇手自我懲戒，根本就是虛無的十字架。然而，即使是這種虛無的十字架，也必須讓兇手在監(jiān)獄中背負著?！睎|野圭吾在小說里這樣寫道，似乎是在搖擺中偏向了廢除死刑的態(tài)度。故事后半的重心漸漸偏移，從死刑存廢滑向了犯罪者掙扎的自我救贖。
2017年12月，東京地方法院最終判處“江歌案”的被告陳世峰有期徒刑20年，沒過多久，此案的熱度也漸漸冷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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