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jīng)典、法書、墨跡：關于《近墨堂法書叢刊》

最近十余年，香港近墨堂書法研究基金會專注于中國古代書法（特別是明代書法）的收藏，去年和今年先后推出《近墨堂法書叢刊》第一輯和第二輯，每輯十冊，每冊一位書法家?！芭炫刃侣?古代藝術”經(jīng)授權刊發(fā)藝術史學者白謙慎就入選這兩輯的書法所作評論。據(jù)悉，8月18日，在上海舉辦的“近墨海上品鑒雅集”將展出其中部分書法。

《近墨堂法書叢刊》

在明代中期的吳門書畫家中，文徵明享高壽，得盛名，一生作書無數(shù)，傳世作品多，影響也最大。他諸體皆善，尤以小楷、行書、草書見長。文徵明的行草書，字較小者，是他的本色書法，清秀典雅。稍大者，則同他的老師沈周那樣，學宋人。沈周學黃山谷，得其基本形態(tài)，但點畫結(jié)字清癯，有時稍顯枯瘦。在文徵明的前輩中，還有一位學宋人的，那便是吳寬。吳寬學蘇東坡，字寫得有學養(yǎng)，點畫沉著豐腴。近墨堂所藏文徵明的《中秋詩》，寫在金粟山紙的背面，紙墨相發(fā)，運轉(zhuǎn)自如，既繼承了山谷的開張，也有東坡的豐腴，避開了文氏自家小行書的甜美和黃體大字的粗糙，精致而又雍容，在文徵明的書作中，實屬上乘，堪稱經(jīng)典。

文徵明《中秋詩》

這里使用的“經(jīng)典”一詞，需要做些解釋。自宋代以后，我們已經(jīng)很難見到單件的行草書能像《蘭亭序》、《祭侄稿》、《黃州寒食帖》那樣取得經(jīng)典地位。我們見到的最優(yōu)秀的書法家，通常都是依靠一系列的作品，在當代和后世建立起自己的名聲。他們的杰作，都具有“經(jīng)典性”，可以加入和豐富中國書法的經(jīng)典體系。文徵明的《中秋詩》便具有這樣的潛質(zhì)，雖然它還不為人們所熟知。

叢刊中所收文徵明的友人祝允明的《述行言情詩》和學生王寵的《少陵廿五絕句》，反映了這兩位大書家穩(wěn)定的水準。祝允明的精熟與多變，王寵的含蓄簡遠，都是無愧盛名的佳作。

祝允明《述行言情詩》（局部）

王寵《少陵廿五絕句》（局部）

文徵明另一位學生陳淳的小草《千字文》冊頁，我早在1993年就曾觀賞過，那時它還由王南屏先生（玉齋）的后人收藏。當時耶魯大學美術館舉辦“玉齋藏明清書畫展”，由業(yè)師班宗華教授主其事。班老師帶我們?nèi)ネ跄掀料壬恼芩猛鯓闳式淌诩姨暨x藏品時，就見到了這個冊頁。后來很多王家藏品運到了耶魯美術館的庫房，我們都能上手把玩。那是我第一次近距離地觀察陳淳的小行草。此作點畫準確，用筆爽利流暢，如此精熟，卻沒有一絲一毫的習氣，這在吳門的書家中也十分難得。我被陳淳的才情所折服，從此對他格外關注。耶魯展出后不久，王家將這件陳淳的精品轉(zhuǎn)讓給一位香港的收藏家。那時候，我在波士頓大學教書，還經(jīng)常帶研究生和一些國內(nèi)來的同道到王樸仁教授家觀摩王先生的書畫舊藏，只是不能見到這個冊頁，深感遺憾。所幸的是，這一冊頁后被近墨堂收藏，我得以在香港數(shù)度拜觀。

陳淳小草《千字文》冊頁

近墨堂所藏莫是龍尺牘卷也值得注意。對今天的書畫史研究來說，莫是龍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物。但是，莫是龍的墨跡卻出版的非常少，這直接地影響了當今書學界對他的認識。莫是龍雖一生未仕，但作為世家子弟，家境優(yōu)渥，紙墨精良。近墨堂所藏的莫是龍尺牘，寫在精美的羅紋宣上，與他的書法相得益彰。他的行草尺牘，不僅點畫使轉(zhuǎn)精到，更令人難忘的是書作中所洋溢的高雅氣息，這在比他早的吳門諸家和比他晚的董其昌那里都不易見到。出版這樣的尺牘，也可讓當今年輕的學書者有更多的機會來感受先賢書法中蘊涵的精神氣質(zhì)。

莫是龍尺牘卷

在明代的政治史上，徐有貞是一個重要的人物，雖然存世的書法還有一些，但并未引起足夠的重視。不過，他的外孫祝允明倒是書名很大。近墨堂收藏的徐有貞草書條幅，在徐有貞存世作品中當屬精品。此作有些點畫準確到位；有些字的筆畫則拉得遠遠長于人們通常的處理，放到瘦長的結(jié)字中，倒也十分協(xié)調(diào)。徐有貞的這一條幅雖然很獨特，有一些超出我們常識的寫法，卻一以貫之，自成一套完備的邏輯。這樣的書法，雖不能作為一般的經(jīng)典讓我們?nèi)杖张R摹，但卻可以啟發(fā)我們思考個人書寫習慣在“風格”形成中的作用，思考如何既從經(jīng)典汲取營養(yǎng)，又不被經(jīng)典所籠罩，實現(xiàn)一些突破。

徐有貞草書條幅

王鏊是另一位曾任高官的文人。他的書跡今日尚有一些存世，并不特別難尋。我曾在王鏊的后人王季遷先生處，見過他的一件大條幅，字雖大了許多，但風格卻與近墨堂所藏的行草四種相同，說明他并不斤斤于風格的豐富，無論是寫詩卷，撰墓志銘，作大條幅，他的書風都和日常功用性書寫相似。相比之下，徐有貞更有著“風格”的意識。在吳門，王鏊并不以書名，但寫得有特點，一眼望去，便知是他的手跡。他用筆有棱有角，結(jié)字瘦勁，沒有習氣，氣息不俗。作為名公翰墨，可以觀賞，但卻不似文徵明、祝允明、王寵、陳淳的書法那樣具有可臨摹性。

如同一個書法家的傳世作品會有高下之分；在古人中，也有高下之分。這個淺顯的道理，人們都懂，只是有時一不小心就會忘記。人們常常把古人的墨跡都默認為“書法藝術”。其實古人說的“書”或“翰墨”并非完全等同今天的“書法藝術”，有時僅指書寫的遺跡。這也就意味著，即使一件古代墨跡有歷史文獻或文學的價值，也不見得就是精彩的“書法”。本文的標題用了“經(jīng)典”“法書”“墨跡”這三個詞，就是想對古人的文字遺跡做一粗略的區(qū)隔。這三個詞中，“經(jīng)典”的涵蓋面最小；“墨跡”最大，可以包括“經(jīng)典”和“法書”，也可以包括寫得不那么好的字。我在此沒有嘗試對它們的內(nèi)涵和外延予以嚴格的界定，即使嘗試了，也很可能不夠準確，彼此之間的邊界也會因人的認知不同而變得模糊，可是我要區(qū)分不同墨跡的意圖卻是明白的。

以目前已經(jīng)收入?yún)部哪E來看，少數(shù)的藝術質(zhì)量平平。如李倜的《九歌》，是他的早年作品，極為罕見，書法史的價值很高，但畢竟用筆纖弱，不夠成熟。張駿的草書，一味狂放。劉玨的小行草甚是精美，大字草書卻過于直白，少了吳門書家的那種風雅蘊藉。這樣的墨跡，研習臨摹的價值并不高，編入近墨堂藏品研究圖錄更為合適。出單行本，反而放大了它們的弱點，也影響了叢刊的整體藝術水準。

李倜《九歌》

劉玨草書

這就涉及到了出版古代翰墨時，如何定位的問題。何創(chuàng)時基金會出版《明代名賢尺牘》，只要是明人的尺牘，基本都可以收入。而近墨堂叢刊冠以“法書”，側(cè)重點似乎就應在為書法愛好者們提供可資臨摹的范本。從目前已經(jīng)出版的第一輯和第二輯來看，絕大多數(shù)足以擔當“法書”二字，而少數(shù)藏品則有書法史的文獻價值，藝術價值尚值得商榷。衷心期望近墨堂在日后編輯叢刊時，能以審美價值為最主要的標準，為廣大的書法愛好者提供可以反復臨習和玩味的佳構。

以上評論完全基于我個人的審美趣味和偏好，未必公允，僅供大家觀覽和討論時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