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書

　　明代后期的隆慶、萬歷年間，即16世紀60年代至17世紀20年代，中國封建社會已發(fā)展到完全爛熟的程度，在經濟生活與意識形態(tài)中都萌發(fā)了自我否定的因素。這種特殊的歷史條件，產生出一批叱咤風云的歷史人物，或在經濟上進行改革，如政治家張居正，或在思想上進行批判，如思想家李贄，從而在這數(shù)十年之間掀起了一陣陣軒然大波。

　　在李贄的著作中，《焚書》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該書共六卷，收集了李贄的書答、雜述、史論、詩作，于公元1590年（明神宗萬歷十八年）在湖北麻城刊行，又于公元1600年（明神宗萬歷二十八年）重刻。對于書名，李贄有過說明：是書“大抵多因緣語、忿激語，不比尋常套語?？钟[者或生怪憾，故名曰《焚書》，言其當焚而棄之也”（《焚書。答焦漪園》。下引該書，只注篇名）。可見，《焚書》典型地代表了李贄的異端思想。

　　在《焚書》中，李贄提出了“童心說”。所謂“童心”，就是沒有受到外界影響的赤子之心，即沒有為封建倫理、程朱理學所浸染、所扭曲的人的最初本性。他說：“夫童心者，絕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也?！保ā锻恼f》）人們一生下來，都具有“童心”，因而都有“真心”，都是“真人”。但是，由于理學家們不斷宣揚封建倫理，使之進入人心，“以為主于其內”，結果造成了“童心”的喪失、人性的扭曲?！笆s童心，便失卻真心；失卻真心，便失卻真人?！保ā锻恼f》）因此，李贄認為，人們應當摒棄封建倫理，恢復“童心”、“真心”，喚起“最初一念”的覺醒，回復“絕假純真”的本性。李贄的“童心說”，無疑承繼了王守仁的心學傳統(tǒng)，但他們言“心”又有不同。王守仁主張“心即理”，力圖將封建倫理置于人的主體之中，成為主體的自覺的活動；李贄則主張“心非理”，反對用封建倫理來規(guī)范人的主體，而保持主體的純真、自由的本性。這是李贄異端思想的哲學基礎。

　　從“童心說”出發(fā)，李贄反對神化孔子，反對把儒家經典變成壓抑“童心”、“扭曲人性”的教條。他說，歷史上的孔子，也不過是一個人，其言論著述只是“因病發(fā)藥，隨時處方”，針對當時的具體情況講的，并沒有教人把自己的學說當作永恒的真理，成為裁定是非的標準。但孔子以后的那些“迂闊門徒”、“懵懵弟子”，卻將這些言論著述視為“萬世之至論”，不管情況如何變化，千百年來都開此方藥方。這實際上是發(fā)假藥，醫(yī)假病，使孔子言論、儒家經典成了“道學之口實，假人之淵藪”，與“童心”水火不相容。（見《童心說》）因此，要保持“童心”、恢復“童心”，就斷斷乎不可以孔子的言論著述為教條。他說：“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給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則千古以前無孔子，終不得為人乎？”（《答耿中丞》）

　　人們應當把生而俱有的“童心”發(fā)揚起來，無須以孔子言論和儒家經典為指南。

　　李贄又指出，理學家把“理”變成形而上學的最高實體也是根本錯誤的。

　　他說：“極而言之，天地一夫婦也，故有天地然后有萬物。然而天下萬物，皆生于兩，不生于一，明矣?！保ā斗驄D論》）因此，理學家所講的那種“一能生二，理能生氣，太極能生兩儀”，實在難以成立。在他看來，所謂的“理”，不在現(xiàn)實之上，而在現(xiàn)實之中。“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除卻穿衣吃飯，無倫理矣?！保ā洞疣囀枴罚┮虼耍v“理”識“理”，不應皓首窮經，而應面向生活。他說：“凡世間一切治生產業(yè)等事，皆其所共好而共習、共知而共言者，是真邇言也。”（《答鄧明府》）認為在這些關于百姓日用的淺近之言中，包含了真正的道理。

　　李贄進而對傳統(tǒng)觀念及現(xiàn)實社會進行了批判。例如，他反對中國封建社會傳統(tǒng)的男尊女卑的觀念，認為那種“男子之見盡長，女之見盡短”的看法是沒有根據(jù)的。他說：“謂人有男女則可，謂見有男女豈可乎？謂見有長短則可，謂男子之見盡長，女人之見盡短，又豈可乎？設使女人其身而男子其見，樂聞正論而知俗語之不足聽，樂學出世而知浮世之不足戀，則恐當世男子視之，皆當羞愧流汗，不敢出聲矣。”（《答以女人學道見短書》）只要女子受到良好的教育，具有遠大的目光，從世俗的小天地中超脫出來，就能干出一番勝過男人的事業(yè)。

　　又如，他反對將《水滸傳》中的梁山好漢視為逆賊草寇，認為“嘯聚水滸之強人也，欲不謖之正忠不可也”。這些忠義之士之所以反對朝廷，是不合理、不公正的現(xiàn)實社會造成的。在現(xiàn)實社會中，“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理也”。這種勢力“驅天下之大力大賢而盡納之水滸”。

　　只要不改變這種不合理、不公正的狀況，就只能是忠義“不在朝廷，不在君側，不在于城腹心”，而“在水滸”。（見《忠義水滸傳序》）再如，他反對把理學家們美化為圣賢，認為他們講理學的目的在于“欺世獲利”。這些理學家本來同常人一樣，都有欲求，患得患失，但他們卻偏偏擺出清高姿態(tài)，大講道德性命，從而名利兩得。因此，理學家實為偽君子，“名為山人而心同商賈，口談道德而志在穿窬”?。ㄒ姟动B民焦弱侯》）

　　《焚書》之文，多短悍，力雄健，往往一針見血，入木三分，嬉笑怒罵，皆成文章?！顿潉⒅C》一文，便是一例。有一道學，高屐大履，長袖闊帶，綱常之冠，人倫之衣，拾紙墨之一二，竊唇吻之三四，自謂真仲尼之徒焉。時遇劉諧。劉諧者，聰明士，見而哂曰：“是未知我仲尼兄也?！逼淙瞬蛔魃鹪唬骸疤觳簧倌?，萬古如長夜。子何人者，敢呼仲尼而兄之？”劉諧曰：“怪得羲皇以上圣人盡日燃紙燭而臨地也！”其人默然自止，然安知其言之至哉！在這里，李贄以辛辣的筆鋒、詼諧的語調，對理學家迷信孔子的心態(tài)與丑態(tài)，作了無情的嘲諷。

　　正因為這樣，《焚書》引起了封建統(tǒng)治者的恐懼和仇恨，曾在1602年（明神宗萬歷三十年）和1625年（明熹宗天啟五年）兩度被禁毀，直至清代乾隆年間，仍被列為禁書。但結果恰與封建統(tǒng)治者的意愿相反，“卓吾死而其書重”（張鼐：《讀卓吾老子書述》），《焚書》不僅未被禁絕失傳，而且在民間流布益廣，甚至傳到了日本。李贄的學生汪本鈳，又將《焚書》未收的李贄晚年書答詩文編為《續(xù)焚書》，于公元1618年（明神宗萬歷四十六年）刊行。

　　《焚書》所倡言的異端思想，起了開風氣的作用，成為明清之際早期啟蒙思潮的先聲。直接受其影響的，首推湖北的“公安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在明代文壇上，“公安三袁”樹起“獨抒性靈，不拘格套”（袁宏道：《敘小修詩》）的理論旗幟，要求作家用自己語言表達內心的真情實感，獨立自主地創(chuàng)作具有鮮明個性和獨特風格的作品，就與受李贄的“童心說”的啟迪密不可分。袁中道曾對其兄弟袁宏道所受李贄的影響作過描述：“先生既見龍湖，始知一向掇拾陳言，株守俗見，死于古人語下，一段精光不得披露。至是，浩浩焉如鴻毛之遇順風，巨魚之縱大壑，能為心師，不師于心，能轉古人，不為古轉。發(fā)為語言，一一從胸襟流出，蓋天蓋地。”（袁中道：《吏部驗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狀》）可見李贄的異端思想確實有一種啟蒙的作用。

　　另一方面，《焚書》對封建倫理、程朱理學所持的尖銳批評態(tài)度，也受到了一些進步思想家的反對。王夫之指責李贄“導天下于邪淫，以釀中夏衣冠之禍”，“逾于洪水，烈于猛獸”（《讀通鑒論》卷末《敘論三》）。顧炎武認為：“自古以來，小人之無忌憚而敢于叛圣人者，莫甚于李贄?！保ā度罩洝肪硎耍７揭灾且才u李贄“自負尖快小才，縱其偏見，欲一手抹天下，作第一人”（《東西均。名教》）。以后，紀昀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更是大肆攻擊李贄，稱：“贄所著述，大抵皆非圣無法”（《易類存目一。九正易因》），“故其深根固蒂，而外來之新思想，又來源淺觳，汲而易竭，其支細滅裂，固宜然矣。”（第71頁）”

　　蓋固有之舊思想，既人可誅，其書可毀”（《別集類存目五。李溫陵集》）。但這些反對意見，并未能阻止《焚書》的流布。

　　到了20世紀初，隨著新文化運動的興起，《焚書》又再度受到重視?！爸皇执虻箍准业辍钡膮怯荩牙钯椧秊樽约旱乃枷胂闰?。他寫了《明李卓吾別傳》，對《焚書》作了很高的評價，認為該書“剽剝當世儒者，可謂洞厥情狀，極嬉笑怒罵之致，無怪乎道學家之側目也”；又針對紀昀等人對李贄的攻擊，引了焦竑、袁宏道等人的言論著述加以反駁，為其辯誣。其中，所引近人鄧秋枚的評語尤為深刻：“卓吾之學與其理想，皆極高妙，不肯依傍人。

　　其集中之作，屢于孔子有微詞。自王充《問孔》后，二千年來，直斥孔子，實唯先生。則其中之所主，必具有大識力者矣。其書明季兩遭禁毀，而刊本猶留宇宙者，則以其申言佛理，能見有真是非，不隨人腳跟立說。于明季帖括專制，學術束縛之極，而得李氏一為推蕩廓清，故人之嗜愛其說者多也。

　　至今日，學術大通，萬端競進，而卓吾之學，益得以見稱于時，然而焚者焚，禁者禁，而藏者自藏，讀者自讀。帝王之力，固不足以加于儒生之后世也?！?br/>
　　這種毀譽參半的奇特現(xiàn)象，似乎更能顯現(xiàn)《焚書》的歷史文化價值。誠如李贄所說：“夫青松翠柏，在常青……與果木斗春，則花不如，與果木斗秋，則實不如。吁！安可以其不如而易之！”（《八物》）。

　　李贄，號卓吾，別號溫陵居士，泉州晉江（今屬福建）人，生于公元1527年（明世宗嘉靖六年），卒于公元1602年（明神宗萬歷三十年），是明代后期最杰出的異端思想家。

　　李贄的出生地——泉州，是明代國際貿易的集散地。李贄的祖輩世代航海經商，揚帆海外諸國，經營規(guī)模很大。只是到了李贄祖父這一輩時，家境才逐漸衰落。李贄的祖輩都信奉伊斯蘭教，李贄在少年時也深受影響，“不信學，不信道，不信仙釋”（《陽明先生道學鈔》附《王陽明先生年譜后語》）。這些對于他的異端性格的形成，無疑是有潛移默化作用的。

　　青年時代的李贄，也曾試圖走傳統(tǒng)的仕途：26歲時，對時文作了一番誦讀之后，竟也通過鄉(xiāng)試，中了舉人；自30歲起，先后在河南、南京、北京等地做了20來年小官，官至云南姚安府知府。他為官清廉，疏于應酬，僅靠微薄的薪俸維持全家生活。河南大災時，他的兩個女兒因病餓相繼夭折。

　　但是，他卻與上司常相抵觸，所提出的安民利國措施總不為當權者采納。

　　這使他對官場生活深惡痛絕，進而對維系現(xiàn)存制度的程朱理學產生了不滿。在這種情況下，他開始為王守仁的心學所吸引；進而又轉向泰州學派，拜泰州學派創(chuàng)始人王艮之子王襞為師；再而又研究佛學，對禪宗思想加以汲取和改造；最后終于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異端思想。

　　公元1581年（明神宗萬歷九年），李贄辭官歸隱。借住在湖北黃安耿定理家中，一邊教授耿家子弟，一邊發(fā)憤讀書著述。耿定理是李贄志同道合的朋友，對他的學術活動給以了積極支持。但耿定理病亡后，其兄即與李贄鬧翻，迫使他離開耿家。李贄只好將妻子送回泉州，自己則住進湖北麻城龍湖畔的佛寺芝佛院。在芝佛院中，李贄住了17年，與晨鐘暮鼓、古佛青燈相伴。他置身冊籍，奮筆著述，先后完成并刊行《初潭集》、《焚書》、《藏書》等著作。在這些著作中，他講哲學，評歷史，對現(xiàn)實社會與程朱理學進行了大膽而激烈的批判。

　　李贄的異端思想，激起了封建豪紳及官府的仇恨。他們對李贄進行了一次次迫害。公元1601年（明神宗萬歷二十九年），麻城的地方官僚拆了芝佛院。

　　李贄被迫離開湖北，北上通州，暫居友人家中。公元1602年（明神宗萬歷三十年），禮部給事中張問達上疏明神宗，誣諂李贄“刻《藏書》、《焚書》、《卓吾大德》等書，流行海內，惑亂人心”，主張“將李贄解發(fā)原籍治罪”，“將李贄刊行諸書，并搜簡其未刊者，盡行燒毀”（《明神宗萬歷實錄》卷三六九）。就這樣，李贄被統(tǒng)治者以“敢倡亂道，惑世誣民”的罪名逮捕入獄。數(shù)日之后，他以剃刀自刎而死，以示對暴政高壓的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