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另一個更加重要的話題是，信息與個體的相關性。也就是說，貌似有用的信息似乎都讓你心動和行動，但真的與個體生命的實踐和理想都有關系嗎？處理信息是我們的一種能力，仿佛計算機似的，你能分揀、索引和整合全世界奔流到你眼前腳下的信息；但人與計算機不同的是，人是意義動物，創(chuàng)新是為了意義，反思更是為了意義，那么，分揀、索引、整合就不是無意義的手揮五弦，“哥”心中理應有弦外之音、象外之旨成竹在胸，甚至理應有目送飛鴻的玄遠和淡定。

《孟子·離婁》曰：“人有不為也，而后可以有為”，《老子》曰：“無為無不為”，都是告知人需要取舍，目的是完成自己的理想即生命意義；在某種意義上，這也就是管理學上的“目標管理”--這是我們面對信息爆炸時代的一個常識。遺憾的是，很多年輕人不明白這個信息時代的格局以及與自己的關系問題，就在那里人云亦云的趕集似的考證、考研、考公務員，并且由于中國天然的人口多、區(qū)域發(fā)展不均衡、現(xiàn)階段房價等生活成本過高以及一系列體制性的瓶頸，一眼看去青年人群顯得灰頭土臉，仿佛又需用魯迅先生“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八字真言來概括其狀況和面貌了；只是這里的“不爭”，首先是常識缺乏，不懂得根據(jù)意義和目標合理處理信息，導致手腳并用照樣跌得頗鼻青臉腫，一點點放棄了個體尊嚴。

人放棄尊嚴是最糟糕的。中國社會的很多指標破底線就是放棄人的尊嚴之后的多米諾效應。并且放棄了尊嚴的還會以“做穩(wěn)了奴才”的優(yōu)勢嘲笑沒放棄的，要知道，只要對方是按照自己的理想和目標所做的人生選擇，哪怕他打算撿破爛，都不應當嘲笑，并多半總有他成功的一天。這也就是我敬重西方社會的地方，他們對窮藝術家的尊重，或者至少是最起碼的尊重其選擇的自由，令我們知道文明的差距有時候就是人性整體狀況的差距。

其次，我相信依然會有年輕人來控訴他們作為高學歷擁有者的現(xiàn)實不公。這就是我想說的“知識”問題?！爸R就是力量”，弗蘭西斯·培根的話不但是歐洲十六七世紀之交科學時代將全面展示輝煌的號角，其實也揭示了知識對于構建人類嶄新社會并修正精神系統(tǒng)的作用。但就是這位第一個認識到科學和技術可以改變世界的偉大的哲學家、現(xiàn)代科學調查（而非按照亞里士多德的邏輯來演繹）的實證主義倡導者，在他的生涯中，他沒有因為富有知識、具備顯赫的爵位和官職而免除他擔任國家大法官時期因受賄而鋃鐺入獄的命運。培根作為法官，卻接受了當事人的“禮物”，這是道德操守和職業(yè)操守的違規(guī)，哪怕他沒有因此干預判決，但都已違反了常識和律法。有趣的是，培根在服罪的時候說了一句話：“我是這五十年來英國最正義的法官，但給我的定罪卻是這兩百年來議會所做的最正義的譴責?！边@話是一個有常識、有文化的公民的交代。對比起我們現(xiàn)在的不少貪官污吏，顯得磊落光明得多。我說這個話的意思是，知識不代表高層次的文化修養(yǎng)，也未必代表基本層次的精神常識，知識在不用做促進人的精神探究和反思的時候，更多的僅僅指向物質常識或者概念意義。換言之，有知識不代表有常識，更不代表有文化。

在這個問題上，韓寒有幾個通俗易懂的說法我很喜歡。最近，他接受《亞洲周刊》專訪就媒體問及他越來越“公共知識分子”的話題時，表述道：“我是一個沒有立場只分對錯的人。中國人有個很大的問題就是不分對錯只有立場?！边@小子一直很有現(xiàn)代公民相，說話也比以前漂亮--這個你比較他的博客上的雜文就知道，成書后收在《可愛的洪水猛獸》中的議論比此前《雜的文》精神就更豐厚一點--而中國人確實特別喜歡站隊伍，也就是韓寒說的不分對錯只有立場，這幾乎都是國民性了；站對了跟上好老大了飛黃騰達，否則前程和性命都未必佳。所以，傳統(tǒng)中國有個由來已久、根深蒂固的“朋黨”現(xiàn)象，人們往往不走常識的道，而走派性的道，不提倡獨立性，特別喜歡拉幫結派、權力尋租，所以很難生根開花出陳寅恪所謂“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現(xiàn)代“個體”。而此類“獨立”“自由”之現(xiàn)代個體精神，魯迅也在20世紀初以“任個人而排眾數(shù)，剖物質而張靈明”作出過精準的描述。于是，在一個不分對錯只有立場的人文傳統(tǒng)中，必然會導致常識系統(tǒng)這樣那樣的被遮蔽，因為利益關系蓋過了事物清清爽爽、本本然然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