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金管制是另一個事與愿違的例子，有著良好的意圖，結果卻幫了倒忙。道理與最低工資的一樣，如果政府的租金限價低于市場價格，會有更多的房客需要這樣的房源，房東卻沒有積極性增加供給。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為了防止住房成本飆升，許多大城市如紐約、舊金山和華盛頓都出臺了租金管制法律。本意是讓窮者有其屋，但租金管制導致了住房短缺，打擊了房地產(chǎn)投資的積極性，且受管制的住房質量差強人意。在實行租金管制的城市（如紐約）的房屋維護難以為繼，住房供不應求的矛盾在貧民聚居地尤為突出。反對者認為租金管制會使城市加速走向沒落。

與最低工資制極為類似，由于租金管制并不是針對扶貧的政策，富裕家庭同樣從政策中受益（紐約州的一位著名的眾議院議員同時擁有4套租金控制公寓）。而且，租金控制使已經(jīng)擁有公寓或住房的家庭受益，而尚無住房的家庭依然沒有得到實惠。最終租金管制城市中非管制片區(qū)的租金價格高于不實行租金管制的城市的租金價格，因為管制會大大減少出租房屋的數(shù)量。

更好的辦法：租金補貼，比如僅發(fā)給貧困家庭住房優(yōu)惠券，居住地點有更大的選擇余地。與房租管制不同的是，租金補貼不會減少住房的供給，也不會導致住房存量質量下降。

事實上：如果是為了幫助窮人，那么收入補貼遠比規(guī)定最低價格（如最低工資）和最高價格（如租金管制）有效得多。但歸根到底，政府干預市場帶來的扭曲和損失還是會大于收入補貼政策帶來的收益。政府偏好價格管制，或許就是因為收入補貼政策的成本是直接的并容易測算，而價格管制的成本是隱性的并很難測算。所以，對于多數(shù)人而言，經(jīng)濟政策越透明越好。

環(huán)境保護主義者避諱的問題：環(huán)境親善政策收益總是大于成本嗎？

經(jīng)濟學家反對 “綠色”環(huán)境行動是基于以下這個嚴肅的問題：綠色政策的收益總是大于成本嗎？

環(huán)境保護主義者總是底氣十足地回答：是的！但經(jīng)濟學家的回答就謹慎得多。分歧中有些是基于價值觀的爭論（比如，解決貧困問題和潔凈的環(huán)境孰重孰輕？），還有一些是“殘酷的現(xiàn)實”需要人們去面對。這里要舉的是關于滴滴涕（DDT）的例子。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以及之后的一段時期中，DDT作為有效的殺蟲劑用于消滅攜帶瘧疾、傷寒等疾病病菌的害蟲。1930~1970年間，全世界傷寒發(fā)病率由0.17%下降到0.02%，發(fā)達地區(qū)的下降幅度大大高于貧困地區(qū)（如非洲）。1948年，瑞士化學家鮑爾·赫爾曼·穆勒因發(fā)明高效殺蟲劑DDT榮獲諾貝爾醫(yī)學獎。20世紀50～60年代，DDT在消滅蟲傳播疾病和農業(yè)蟲害中得到廣泛運用。

然而，1962年雷切爾·卡森的《寂靜的春天》的出版改變了人們對DDT的態(tài)度，這本書成為早期環(huán)境保護行動的一個重要里程碑?？ㄉ|疑DDT對人類和野生動物尤其是魚類的健康有副作用。20世紀70～80年代里，世界上許多國家都禁止在農業(yè)中使用DDT，以威力遜于DDT的其他殺蟲劑對付瘧疾。在過去的30年里，一些瀕臨滅絕的野生動物如禿鷹和游隼數(shù)量開始增加，這被環(huán)境保護主義者作為支持禁用DDT的有力證據(jù)。

不過近年來，有人對DDT的使用與物種滅絕之間的關聯(lián)性提出質疑。DDT與人類的一些癌癥之間的關聯(lián)也受到懷疑。更為棘手的問題是非洲瘧疾死亡率：由1970年的0.1%上升到2000年的0.17%。每年約有5億人感染瘧疾，死亡人數(shù)約100~150萬（大部分是兒童），相當于每天都有7架巨型噴氣式飛機失事造成的死亡人數(shù)。

人類為挽救野生動物而禁用DDT帶來的收益是否大于人類付出的代價呢？環(huán)境保護主義者會反對這樣的問法，認為兩者不能相提并論。這種看法或許有一定的道理，但在2006年遭遇了一個兩難的問題，世界衛(wèi)生組織打破延續(xù)了25年的禁令，允許瘧疾感染地區(qū)在家中噴灑DDT，不過DDT仍然禁止在農業(yè)領域作為殺蟲劑使用，莫桑比克是世界上瘧疾的重災區(qū)，類似項目的實施使兒童瘧疾發(fā)病率降低了近90%。

必須問一句：所確定的項目或政策的收益大于成本嗎？

如果政府官員或政策倡導者回答不了這個問題（或拒絕回答），那么他們的方案就不值得支持。誠然，成本收益的度量并非易事，有時還需要進行大量的評估。一些政策支持者不贊同將生命、健康和環(huán)境進行估價，最普遍的托詞是收益和成本很大程度上都是自助式的（selfserving），很難進行客觀估價。

這不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問題，許多政府和非政府部門投入巨額資金卻收效甚微。經(jīng)濟學家對社會成本大于社會收益的部分給了一個不雅的稱謂：死損。研究表明美國約40%的管制成本大于收益，這些項目導致的死損金額達數(shù)千億美元。這些原因的討論并不針對特定政策，而是要突出以下的重要原則：

在民主社會中，選民對任何項目或政策需要知道下面問題的答案：這個項目物有所值嗎？或者說，實現(xiàn)既定目標有無更節(jié)儉（損失更少）的替代方案？

接下來的兩章將舉出一些成本或損失（通常出乎人們意料）大于收益的政策實例。本書后面的更多章節(jié)還對旨在為克服市場失靈和解決收入不平等而采取的政府行為進行成本收益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