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張勛復辟。王國維寄予很大的希望,但希望很快破滅。
1923年,王國維由蒙古貴族、大學士升允舉薦,與羅振玉、楊宗羲、袁勵準等應召任清遜帝溥儀“南書房行走”。這個時候溥儀已經(jīng)退位,但是在紫禁城內(nèi)依然保持皇家體制,稱朕稱詔敕,保持君臨天下的態(tài)度。跟隨他的人,依然稱他陛下、皇帝,不改忠義之心。王國維進入清廷南書房,屬于特恩直拔。由一個秀才榮升為“帝師”,王國維欣然從之并深感溥儀的知遇之恩。
他寄望于廢帝溥儀能勵精圖治、重振朝綱,但是天下共和大勢浩浩蕩蕩,已無可挽回,溥儀自己也旦夕不保,這使得王國維思想上陷于絕望。
1924年,馮玉祥率軍“逼宮”,溥儀不能繼續(xù)呆在紫禁城內(nèi)享受“他國君主”待遇,先藏于日本公館,后又移居天津張園,茍安一時。此時王國維已是受過溥儀冊封的命臣,對于革命軍撕毀民國優(yōu)待皇室的條件非常憤怒,引為奇恥大辱,便約羅振玉、柯蓼園同沉神武門御河,后因家人極力阻攔、嚴密看守未果。中國的士大夫自古名節(jié)觀念極重,王朝更替時,必有一批士人眷戀舊朝,不肯革故鼎新,甚至以死相抗。傳統(tǒng)價值觀往往使這樣的士人青史留名,為人稱道。按陳寅恪的說法,生逢此“數(shù)千年未有之鉅劫奇變,綱紀之說,無所憑依,劫竟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
既然沒有死成,王國維在心理上便覺得名節(jié)有虧,遺書中說“只欠一死”,應當是指此次自殺行動,而“欠”字則代表名節(jié)有污,必當贖回。他認為這次就應該一死謝國,但由于自殺未遂,所以稱“欠”。
王國維的“君辱臣死”觀念早已有之。張勛復辟失敗時,他就在一封信中說:“今日情勢大變……結(jié)果恐不可言,北行諸公只有一死謝國?!薄澳┤毡卦诮衩?,乘輿尚可無事,此次負責及受職諸公,如再顏南歸,真可謂不值一錢矣!”意思是說參與復辟的諸公如果活著回去,人品名節(jié)就一錢不值了。
以上可以說是王國維自殺的根本原因,而直接原因則隱含在“經(jīng)此世變,義無再辱”八個字中。“世變”當然是指北伐軍一路成功,眼看要攻入天津、北平,流寓天津張園的末帝岌岌可危,天將變色。那么“辱”字如何解釋呢?這要看當時的兩則消息:一是湖南葉德輝被先辱后殺;二是浙江政府收沒章太炎的家產(chǎn)。葉德輝曾是清朝的御史,也屬于清朝的遺老,王國維自有唇亡齒寒之感。章太炎本來是排滿革命者,但是到了1927年,已經(jīng)快60歲,認為北伐軍拔五色國旗改立青天白日旗,是背叛中華民國,因此決定退出政治泛舟江湖,做“民國遺老”。北伐軍連這樣的早期革命領(lǐng)袖也不放過,也難怪王國維會認為這次革命將比“逼宮”事件更為嚴重。在他猜測,北伐軍一旦進京,他的命運將比葉、章二人有過之而無不及。雖然那時他離開溥儀去清華教書已有兩年多的時間了,但其間仍不時被溥儀詔去奏對,君臣之義仍在。在王國維投湖前三天,滿洲金梁曾到學校拜訪他,當天王國維一反往日靜默,情緒極為憂憤,告訴金梁說他想陳請溥儀離開天津,但是張園內(nèi)的人不肯轉(zhuǎn)達。眼看溥儀將不保,自己的一場大辱在所難免,自殺似乎是唯一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