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自由市場政策有利于增進社會財富這一觀點，學術界一貫的反對立場讓我感到難以置信。但是，如果我們審視一下學術界在這個問題上的動機，就不難發(fā)現，他們的反對有其必然的原因。大學，甚至是私立學校，他們絕大部分的資金都來源于政府。學者們經常會發(fā)現，學校所能得到的資金數量直接與政府的規(guī)模密切相關。如果有哪一位學者，尤其是來自公立大學的人士，膽敢主張減稅之類的政策，災難也許就離他不遠了。無論是教學人員，還是行政管理人員，都會因他提出的政策而受到巨大威脅，他們擔心，這會招致政府在其他方面采取削減支出的措施，比如削減對大學提供的資金。

我的職業(yè)生涯從波茲曼的某州立大學開始，在那，我親身經歷了在學術界的個人利益與公共政策最優(yōu)化之間的深刻沖突。我妻子和我一樣，也是一名哲學博士，她一直想在我工作的地方找份工作。1986 年5 月，我們搬到了波茲曼，此時，這里正在對旨在廢除蒙大拿州財產稅的《27 號憲法動議》(Constitutional Initiative 27) 進行表決。盡管表決日期定于9 月，但這一舉措卻立即在媒體上掀起了一場軒然大波，各方面的反對聲此起彼伏，他們聲稱：一旦通過該項動議，將有可能導致蒙大拿州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就此解散。蒙大拿州公立學校教育廳長甚至發(fā)出警告：這一措施將迫使該州關閉所有的小學。州長及其他州政府要員為了保住飯碗，居然悲哀到了不擇手段的地步，他們發(fā)布虛假統計數字，歪曲數據，給自己的一派胡言杜撰依據，他們號稱蒙大拿州稅率已達到美國最低水平。面對聲勢浩大的反對聲，包括我自己在內的絕大多數人都認為，這項動議將壽終正寢。

但事實卻與這些官員們一相情愿的吶喊聲相去甚遠。如果在1986 年取消財產稅，就可以為州和地方政府留下至少20 億美元的可支配財產收入，這相當于蒙大拿州個人所得稅收入的23.7% 。盡管其他35 個州支出更低，但它們依然做得非常出色。事實上，在個人和企業(yè)失去財產稅減免待遇的情況下，所得稅會有所增加，因此，蒙大拿州完全可以借此機會創(chuàng)造更多的稅收收入。

我從中發(fā)現，盡管媒體宣傳的數據完全是在誤導公眾視線，但卻從來沒有任何人對此提出過質疑。最初的時候，我決定發(fā)表一篇專欄文章予以評論，文章發(fā)表于1986 年7 月13 日的《大瀑布論壇》(Great Falls Tribune) 和《蒙大拿州標準報》(Montana Standard)。那時，我還一直沒有聯系負責將該動議提交表決的4 位女士。但是，當她們中的內奧米·鮑威爾(Naomi Powell) 和我取得聯系之后，我同意參與此事。

在海倫娜(Helena) ，我找到當時負責編寫表決公告的記者弗蘭克·亞當斯(Frank Adams) 。之后，我又在蒙大拿州西部小城科瓦利斯(Corvallis) ，見到了這四姐妹以及她們的部分支持者。很快，我就意識到這項決議之所以遇到這么多問題的部分原因是：媒體對這四姐妹攻擊謾罵，把她們稱作伯奇斯(Birchers ，美國的極右政治組織?！g者注) 或其他惡勢力組織的成員。此外，對于某些較為復雜的經濟問題，四姐妹未能及時解答，這更是讓這些記者大為不滿，從而對她們橫加指責。實際上，她們往往只是在進行過一番研究之后，才對此予以答復。

4 位女士與丈夫退休后都居住在比特魯特谷(Bitterroot Valley) ，她們年齡在60 ～70 歲。在生活費用，尤其是財產稅不斷提高的情況下，她們只有固定收入來源，生活日益艱難。她們的生活根本就算不上富裕。在內奧米擺設最好的房間里，家具已經陳舊不堪，窗戶上的裂縫用膠帶勉強對付著。為了把這項動議提交表決，她們已經花掉了絕大部分的儲蓄；為了收集簽名，她們幾乎走遍了蒙大拿州，晚上也只能在睡袋里過夜。盡管說不上完美無暇，但這項動議絕對可以說得上是出色。毫無疑問，這些普通美國民眾發(fā)現問題并嘗試解決問題的能力，幾乎讓我感到震驚。顯然，收集5 萬人的簽名并不是什么問題。但是，要確保動議在聽證會上受到公正的對待卻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而在后來的事件發(fā)展進程中，一系列針對該動議的不公正行為，終于促使我更多地參與到其中來。后來，內奧米用膠帶把我的專欄文章貼在冰箱門上，她含著眼淚告訴我，只要有人攻擊她們，或是在遇到困難之時，她就看看這篇文章，這樣才能得到一絲慰藉。

剛開始，我也同意先處理媒體方面提出的“與數字有關的問題”。但是我很快就發(fā)現，所有媒體都把矛頭指向我，我?guī)缀醭闪苏麄€活動的非正式代言人( 后來我還變成了正式代言人)。盡管后來，我沒能管住自己，親自去向一些立法委員及其他人士游說降低財產稅稅率的好處，我覺得自己的主要角色不過是向媒體提供正確的統計數字。但是到了1986 年9 月初，我就已成為蒙大拿州電視臺新聞頻道的?？汀?/p>

早在我的專欄文章見報之時，各報紙、雜志的編輯就開始對我進行攻擊。到1986 年8 月底，我聽說蒙大拿州政治事務委員會(Commissioner of Political Practices) 已準備以公然違反州政府雇員禁止參與政選活動的規(guī)定的名義，對我提起重罪指控。事實上，我從來就沒有聽說過還存在著這么一項法律條文，不過幸運的是，因為按計劃，我將在下一學年到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 任職，因此，我當時已經不在州政府領薪水了。了解到這一情況之后，委員會才放棄對我進行調查。奇怪的是，很多大張旗鼓反對此項動議的人，同樣是拿著美國政府工資的學者和公務員，卻沒有任何人對他們提出訴訟或指責。

整個8 月期間，我所就職的大學行政部門對我的抱怨也開始不絕于耳。系主任多次告誡我，院長希望我不要再繼續(xù)倡導這項動議。但無論如何，我還是要堅持下去，繼續(xù)幫助弗蘭克·亞當斯，此時的亞當斯也已成為動議的正式發(fā)言人，正在忙于新聞發(fā)布會的組織發(fā)布工作。到動身前往胡佛研究所之時，我也已成功說服蒙大拿州的幾位政要人物同意支持這項議案。

在8 月末，盡管我已經離開蒙大拿州，但我還是堅持繼續(xù)擔任此項動議的正式發(fā)言人，并在9 ～10 月返回蒙大拿州參加幾場電視辯論。9 月19 日，當我第一次回到蒙大拿州之時，我發(fā)現，經濟系同仁惶恐不安。幾位同事對我更是牢騷滿腹，說我正在毀掉整個經濟系：因為我參與這一活動，學校準備處罰經濟系。我還從系主任那里得知，此事絕非空穴來風，院長和其他高管已給他打過電話，聲稱：如果不能讓我“閉上嘴”，就準備削減給經濟系的預算資金。

9 月22 日，也就是在我的第一場電視辯論那天，我在系主任的辦公室里整整待了幾個小時，聽他講述我的行動給經濟系帶來的巨大威脅。系主任告訴我，盡管我對財產稅效應的分析在經濟上是合理的，但是，對于這樣一個敏感的話題來說，還是保持沉默為妙。我極不情愿地同意退出當天的辯論，最后，當地的一位商人接替我的辯論角色。但頗具諷刺意味的是，他的辯論對手居然是一位來自我所就職的州立大學的政治學教授。

在回到胡佛研究所之后的幾個星期里，我繼續(xù)向新聞界宣傳削減財產稅的經濟意義。10 月9 日，我再次飛回蒙大拿州，參加了一場與州議員進行的辯論。第二天清晨到達波茲曼的時候，我發(fā)現系主任幾乎已氣急敗壞。他想知道我是否會在辯論中提出公立學校經費過多的觀點。當我作出肯定答復時，他無比失望地告訴我，整個系都會對此深感痛苦，他根本不敢想象結果如何。考慮到我的工作讓整個經濟系承受著如此之大的壓力，我最終還是決定返回胡佛，而且盡量減少在蒙大拿州出頭露面的機會。

1986 年11 月4 日，本以為可以廢止財產稅的《27 號憲法動議》最終在表決中落敗，在全部選票中僅得到46% 。但也不是沒有一點安慰，此后，我們又提出了一項旨在凍結財產稅的《105 號動議》(Initiative 105)，這個最終目的與《27 號憲法動議》基本類似的議案在表決中大獲全勝。

整個事件似乎已塵埃落定，但對于我來說，一切還遠未結束。1987 年初，在波茲曼召開的我所就職的州立大學經濟系教員評估中，在評價與非學術界溝通能力的“拓展”項目中，我得到了全系的最低分。按照評價規(guī)則，評分結果為0 ～ 4 分，最低分為0 分，代表能力最差，而我居然得到了整個經濟系中唯一的0 分。不過，我一向不太關注評分的多少，我只關心教學、研究以及發(fā)表文章的多少。另外，由于我一直積極參與《27 號憲法動議》的游說活動，如此頻繁的露面機會，也讓我成為了蒙大拿州最有名的經濟學家之一，更重要的是，我的研究成果在國內也受到了關注，這的確有點讓我感到意外。顯而易見，在他們看來，排名結果是對我參與支持廢除財產稅這樣不合時宜的行為的一種懲罰。

當然，懲罰還不止于此，我還被告知：學校將對經濟系采取不同于其他系的排名方法。新方法很有可能會終結經濟系在農學院中一直領先的歷史，而結果就是削減經費預算。系主任告訴我，如果教員在以后所有的活動中都能做到中規(guī)中矩的話——尤其是我，院長可能會考慮恢復原來的排名方法。但教務部門最擔心的是，會不會有其他人再次提出對財產稅進行投票表決的動議。系主任要求我保證以后不再對媒體談及此事。我斷然拒絕了他的要求，我認為，媒體應該去懲罰那些誤導性的統計數字，如果有人問及這些數字，我認為自己有責任去澄清事實。

也許是我過于天真了，但對于那些拿納稅人的錢，同時卻不遺余力地維護這種特權的人，我感到不可思議。盡管我所就職的州立大學一直宣揚學術自由，但是，他們絕不會允許任何事情危及他們的飯碗，無論事情大小，只要是他們認定的，便毫無回旋余地。這次經歷讓我深切體會到，在公立教育和學術自由之間，永遠都存在著不可調和的內在矛盾。即使大家不像我的同事那樣，毫不留情地公然打擊異己，但在學校里，教授和管理人員的收入來源于稅收這一事實，也必然迫使他們在涉及自由市場或政府規(guī)模這樣的問題上，只能避重就輕，或報喜不報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