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出于工作和薪水方面的考慮之外，很多學者之所以對自由市場持懷疑態(tài)度，其中還有另一個層面的原因：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終生以此為業(yè)。很多人在大學畢業(yè)后，就直接留校任教，在象牙塔中度過一生。在這里，他們的成敗完全取決于同行評價。教育也許是唯一一個自產自銷的行業(yè)。這就如同汽車公司只把汽車賣給其他汽車公司的員工一樣。這就促使學術界只關注理論，而對現實世界的實踐重視程度不足。同樣，無論是作家，還是學術評判者，也都可以在毫無行業(yè)經驗的情況下立足于業(yè)內。

盡管我的絕大部分職業(yè)生涯也是在學術界中度過的，但對于我而言，最具教育意義的經歷之一，卻是來自于在1988 －1989 年擔任美國量刑委員會(United States Sentencing Commission) 首席經濟學家的那段時間。該委員會負責對違反聯邦法律的個人或企業(yè)進行量刑，這段工作為我提供了一個從內部審視美國刑事審判體系的機會。我逐漸意識到，經濟學家在學術刊物上進行的辯論，很可能過于脫離現實世界。在某些情況下，無論是作家、學術評判者抑或編輯，都很有可能對他們所討論的制度一無所知。

當這些經濟學家只專注于理論之時，往往會想當然地充當起“中央計劃員”的角色。他們的職責就是確定企業(yè)應收取的“正確”價格并采納“恰當”政策，可是，他們對市場動機不能鼓勵這些企業(yè)主動采取這些措施的原因，卻置若罔聞。然而，更大的問題則在于，有些經濟學家甚至試圖精確地計算出適用于商品的補貼或稅收數額，以保證企業(yè)總能賣出數量“正確”的商品。

但正如米爾頓·弗里德曼所說的那樣，理論上可行的稅收政策，在實踐中卻很難行得通。弗里德曼和妻子羅斯通過研究發(fā)現：

政府是一種我們可以試圖用來彌補“市場失靈”的手段，通過這種手段，我們希冀通過提高資源的使用效率，按我們愿意支付的價格，去生產我們所需要的干凈空氣、水和土地。遺憾的是，導致市場失靈的關鍵因素，同樣也會導致政府難以實現令人滿意的解決方案……以政府來糾正市場失靈的企圖，在大多數情況下，只會以政府失靈取代市場失靈。

20 世紀70 年代的那場石油危機，以及隨之而來的美國政府價格控制，將會給每一個經歷過那場災難的人留下永生難忘的印痕。在以市場供求關系決定價格的今天，人們也許會抱怨油價太高，但至少我們可以相信，加油站無油可賣的情況，在現在看來幾乎不可能，而在實行價格控制政策的那段時間里，整個地區(qū)斷油而導致無油可賣的加油站卻比比皆是。

集中規(guī)劃自然有其誘人之處。畢竟，讓大多數人理解如何在紛繁喧囂的市場和不計其數的獨立決策者中產生市場效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自由經濟同樣也有其不可估量的優(yōu)勢。在諸多市場決定因素當中，最關鍵的莫過于讓企業(yè)獨立決定能精確反映其全部成本及其顧客偏好的市場價格。而分析師和政治家，即使是經歷數年的寒窗苦讀，也不可能窮盡形成任何一個價格的所有因素。要對一個價格作出精確規(guī)劃，幾乎不可能，而一旦政府在這個過程中有所閃失，就必然會導致市場短缺、黑市或是其他有損社會福利的市場扭曲。簡而言之，只有自由才能更好地保證我們各取所需。正如亞當·斯密所言：價格為我們創(chuàng)造了滿足他人需求的動機。盡管計劃經濟曾有過形形色色的偽裝面具，但自由經濟會讓我們這個社會更加豐富多彩，這永遠是顛撲不破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