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月31日

西諦先生不幸逝世，到現在已經有二十多年了。聽到飛機失事的消息時，我正在莫斯科。我仿佛當頭挨了一棒，驚愕得說不出話來。我是震驚多于哀悼，惋惜勝過憶念，而且還有點惴惴不安。當我登上飛機回國時，同一架飛機中就放著西諦先生等六人的骨灰盒。我百感交集，當時我的心情之錯綜復雜可想而知。從那以后，在這樣漫長的時間內，我不時想到西諦先生。每一想到，都不禁悲從中來。到了今天，震驚、惋惜之情已逝，而哀悼之意彌增。這哀悼，像烈酒，像火焰，燃燒著我的靈魂。

倘若論資排輩的話，西諦先生是我的老師。三十年代初期，我在清華大學讀西洋文學系。但是從小學起，我對中國文學就有濃厚的興趣。西諦先生是燕京大學中國文學系的教授，在清華兼課。我曾旁聽過他的課。在課堂上，西諦先生是一個淵博的學者，掌握大量的資料，講起課來，口若懸河瀉水，滔滔不絕。他那透過高度的近視眼鏡從講臺上向下看擠滿了教室的學生的神態(tài)，至今仍宛然如在目前。

當時的教授一般都有一點所謂“教授架子”。在中國話里，“架子”這個詞兒同“面子”一樣，是難以捉摸，難以形容描繪的，好像非常虛無縹緲，但它又確實存在。有極少數教授自命清高，但精神和物質待遇卻非常優(yōu)厚。在他們心里，在別人眼中，他們好像是高人一等，不食人間煙火，而實則飽饜粱肉，進可以攻，退可以守，其中有人確實也是官運亨通，青云直上，成了羨慕的對象。存在決定意識。因此就產生了架子。

這些教授的對立面就是我們學生。我們的經濟情況有好有壞，但是不富裕的占大多數，然而也不至于挨餓。我當時就是這樣一個學生。處境相同，容易引起類似同病相憐的感情；愛好相同，又容易同聲相求。因此，我就有了幾個都是愛好文學的伙伴，經常在一起，其中有吳組緗、林庚、李長之等等。雖然我們所在的系不同，但卻常常會面，有時在工字廳大廳中，有時在大禮堂里，有時又在荷花池旁“水木清華”的匾下。我們當時差不多都才二十歲左右，閱世未深，尚無世故，正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時候。我們經常高談闊論，臧否天下人物，特別是古今文學家，直抒胸臆，全無顧忌。幼稚恐怕是難免的，但是沒有一點框框，卻也有可愛之處。我們好像是《世說新語》中的人物，任性縱情，毫不矯飾。我們談論《紅樓夢》，我們談論《水滸》，我們談論《儒林外史》，每個人都努力發(fā)一些怪論，“語不驚人死不休”。記得茅盾的《子夜》出版時，我們間曾掀起一場頗為熱烈的大辯論，我們辯論的聲音在工字廳大廳中回蕩。但事過之后，誰也不再介意。我們有時候也把自己寫的東西，什么詩歌之類，拿給大家看，而且自己夸耀哪句是神來之筆，一點也不臉紅?，F在想來，好像是別人干的事，然而確實是自己干的事，這樣的率真只在那時候能有，以后只能追憶珍惜了。

在當時的社會上，封建思想彌漫，論資排輩好像是天經地義。一個青年要想出頭，那是非常困難的。如果沒有奧援，不走門子，除了極個別的奇才異能之士外，誰也別想往上爬。那些少數出身于名門貴閥的子弟，他們絲毫也不擔心，畢業(yè)后爺老子有的是錢，可以送他出洋鍍金，回國后優(yōu)缺美差在等待著他們。而絕大多數的青年經常為所謂“飯碗問題”擔憂，我們也曾為“畢業(yè)即失業(yè)”這一句話嚇得發(fā)抖。我們的一線希望就寄托在教授身上。在我們眼中，教授簡直如神仙中人，高不可攀。教授們自然也是感覺到這一點的，他們之所以有架子，同這種情況是分不開的。我們對這種架子已經習以為常，不以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