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集中討論“死亡援助體系”，揭示公共政策事務如何影響我們與瀕死和死亡打交道。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到有關下述主題的討論：對災難的反應、殺人和死刑的法醫(yī)學觀點、從法律上界定和作出死亡確認、有關器官捐贈和器官移植的法規(guī)和習俗、將不同類型的死亡劃分為有用的社會性類別的方法、死亡通知怎樣完成、驗尸官和體檢醫(yī)師履行調查職責的方法以及適用于尸體剖檢的標準。該章包括了一個有啟發(fā)性的交叉文化實例，它描述了日本人怎樣對待與腦死亡和器官移植有關的倫理的、道德的以及法律的問題。

衛(wèi)生保健的歷史變遷，特別是對瀕死者的照料，在第五章中得到了詳細報道。第五章的主題包括對于瀕死患者及其家庭的社會支持以及醫(yī)患關系、收容護理、姑息護理提供的照料以及家庭護理、老人護理的類型、創(chuàng)傷和急診護理。這一章還考察了“對護理人員的護理”的原則、護理人員的壓力以及有關與瀕死者一起生活的討論。

第六章討論的焦點是涉及生命盡頭的問題和決定。其中的某些問題和決定在診斷和治療的背景中變得很重要，例如知情同意。一旦個體面臨不久就將要死的前景，其他的生命盡頭問題和決定也就變得急迫起來。這些問題和決定除涉及人工營養(yǎng)和水合作用外，還包括對于拒絕或撤消維持生命的醫(yī)學治療、醫(yī)助自殺和安樂死的選擇。另外一些問題涉及在一種生命有限的疾病進入危險前可以處理的事項，例如訂立遺囑、獲得人壽保險、完成意愿提前表達以表明自己喪失行為能力后有關醫(yī)學治療的愿望。上述措施中，有些可以在年輕時開始實施，不過只有在一個人死后才能徹底完成。這種措施包括通過一份遺囑的法律驗證處分財產(chǎn)，對來自保險的收益和給幸存者的其他死亡保險金進行分配。

第七章全面地報道了人們如何身患一種致命性疾病過日子。我們關注的重點是與這種疾病有關的心理學意義和社會學意義，以及在從最初診斷的時間到瀕死起落的最后階段里，有關個體和家庭應對“生存/瀕死”的各種辦法。本章概述了補充性治療、疼痛治療以及治療選擇權和治療問題。

個體和社會群體在親人去世后舉行的悼念儀式和紀念活動形成第八章的探索中心。這種死亡儀式和風俗習慣為表達悲傷和整個喪失創(chuàng)造了機會。本章審視了“臨終圣禮”的性質和功能，并特別注意美國殯葬服務的發(fā)展史。我們還提供了有關如何在可獲得的安葬服務和尸體處置方案中進行選擇的實用信息。

第九章被專用于對居喪、悲痛和哀悼的深入討論。通過承認“一藥治百病”的思維方式很不充分，討論和評價了悲傷的替代模式。全面了解人們體驗和表達悲痛的方法，全面了解影響悲痛的可變因素，可以導致這樣一種認識：存在許多向喪親者提供社會支持的方法。盡管居喪意味著毀滅，但它可以提供成熟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