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工作態(tài)度，我的德國老師都是楷模。他們的學風都是異常的認真、細致、謹嚴。他們寫文章，都是再三斟酌，多方討論，然后才發(fā)表。德國學者的“徹底性”(Grundlichkeit)是名震寰宇的。對此我有深切的感受?？上Ш髞碛捎诃h(huán)境關系，我沒能完全做到。真有點愧對我的德國老師了。

從一九三七年起，我兼任哥廷根大學漢學系講師。這個系設在一座大樓的二層上，幾乎沒有人到這座大樓來，因此非常清靜。系的圖書室規(guī)模相當大，在歐洲頗有一些名氣。許多著名的漢學家到這里來看書，我就碰到不少，其中最著名的有英國的Arthur Waley等。我在這里也讀了不少的中國書，特別是筆記小說以及佛教大藏經(jīng)，擴大了我在這方面的知識面。

我在哥廷根呆了整整十個年頭。一九四五年秋冬之交，我離開這里到瑞士去，住了將近半年。一九四六年春末，取道法國、越南、香港，夏天回到了別離將近十一年的祖國。

我的留學生活，也可以說是我的整個學生生活就這樣結束了。這一年我三十五歲。

一九四六年秋天，我到北京大學來任教授，兼東方語言文學系主任。是我的老師陳寅恪先生把我介紹給胡適、傅斯年、湯用彤三位先生的。按當時北大的規(guī)定：在國外獲得博士學位回國的，只能任副教授。對我當然也要照此辦理。也許是我那幾篇在哥廷根科學院院刊上發(fā)表的論文起了作用，我到校后沒有多久，湯先生就通知我，我已定為教授。從那時到現(xiàn)在時光已經(jīng)過去了四十二年，我一直沒有離開北大過。期間我擔任系主任三十來年，擔任副校長五年。一九五六年，我當選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十年浩劫中靠邊站，挨批斗，符合當時的“潮流”。現(xiàn)在年近耄耋，仍然搞教學、科研工作，從事社會活動，看來離八寶山還有一段距離。以上這一切都是平平常常的經(jīng)歷，沒有什么英雄業(yè)績，我就不再啰嗦了。

我體會，一些報刊之所以要我寫自傳的原因，是想讓我寫點什么治學經(jīng)驗之類的東西。那么，在長達六十年的學習和科研活動中，我究竟有些什么經(jīng)驗可談呢？粗粗一想，好像很多；仔細考慮，無影無蹤。總之是卑之無甚高論。不管好壞，鴛鴦我總算繡了一些。至于金針則確乎沒有，至多是銅針、鐵針而已。

我記得，魯迅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講了一個笑話：一個江湖郎中在市集上大聲吆喝，叫賣治臭蟲的妙方。有人出錢買了一個紙卷，層層用紙嚴密裹住。打開一看，妙方只有兩個字：勤捉。你說它不對嗎？不行，它是完全對的。但是說了等于不說。我的經(jīng)驗壓縮成兩個字是勤奮。再多說兩句就是：爭分奪秒，念念不忘。靈感這東西不能說沒有，但是，它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勤奮出靈感。

上面講的是精神方面的東西，現(xiàn)在談一點具體的東西。我認為，要想從事科學研究工作，應該在四個方面下工夫：一，理論；二，知識面；三，外語；四，漢文。唐代劉知幾主張，治史學要有才、學、識。我現(xiàn)在勉強套用一下，理論屬識，知識面屬學，外語和漢文屬才，我在下面分別談一談。

一、理論

現(xiàn)在一講理論，我們往往想到馬克思主義。這樣想，不能說不正確。但是，必須注意幾點。一，馬克思主義隨時代而發(fā)展，決非僵化不變的教條。二，不要把馬克思主義說得太神妙，令人望而生畏，對它可以批評，也可以反駁。我個人認為，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就是唯物主義和辯證法。唯物主義就是實事求是。把黃的說成是黃的，是唯物主義。把黃的說成是黑的，是唯心主義。事情就是如此簡單明了。哲學家們有權利去作深奧的闡述，我輩外行，大可不必。至于辯證法，也可以作如是觀?？磫栴}不要孤立，不要僵死，要注意多方面的聯(lián)系，在事物運動中把握規(guī)律，如此而已。我這種幼兒園水平的理解，也許更接近事實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