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多利亞女王即位時年僅18歲。直到8月份，倫敦才收到廣州爭端的報告。交通不斷改善，但廣州與倫敦之間的聯絡仍然不暢通，這次公函往來花了4個月時間。對于一個疲憊不堪的政府而言，義律傳來的消息無異又增添了一重重負。在國內，憲章主義者的騷動方興未艾，要求擴大選舉權，實行選舉改革；在國外，法國人在中東陷入僵局，他們在那里的被保護人穆罕默德·阿里正熱衷于分裂土耳其帝國；在中國，明托的這位侄兒要求進行一次耗資巨大的遠征 “應該出之以迅速而沉重的打擊，事先連一個字的照會都不用給?！?而他本人已經欠下英國商人200萬英鎊之巨的債務。

按照克勞塞維茨的理論，戰(zhàn)爭是服務于其他目的的外交手段。對于英國政府來說，戰(zhàn)爭似乎更是個屬于會計部門的問題。政府充分討論了義律的建議，認為不可能用公款來補償遵照義律的命令交出鴉片的商人。政府根本拿不出這筆錢，因為本已不平衡的預算中，此時又增加了“便士郵政”的開支；增稅也不可行，因為這幾乎肯定會導致托利黨重新上臺。從理論上說，政府本可以丟車保帥，拋棄義律，拒償債務。只是這種做法對于輝格黨政府而言同89樣無異于政治上的自殺，因為作為狂熱的輝格黨人，義律家族名聲在外，義律上校的兩位堂兄弟，明托和奧克蘭，都是內閣成員，內政大臣約翰·羅素勛爵還愛上了明托的女兒范妮。最明智的做法是，先讓商人們自作自受，等政府的財政狀況好轉之后，再通過談判達成一項補償金額大大低于原先數額的協議。（后來的事實表明，數年之內，貿易利潤就完全彌補了損失。）

問題是，這個辦法在當時看起來行不通，因為有報告說廣州的貿易完全中斷了，而巴麥尊身邊一些有權勢者極力支持商人的要求。若要理解英國的目標，就必須提及外交大臣收到的一份至關重要的建議書。倫敦“東印度與中國協會”被要求提供對策，1839年11月2日，協會向巴麥尊提交了一份長篇建議函。協會認為，重要的是，英國代表應獲準以平等方式直接與中國當局交涉，必須開放除廣州以外的指定口岸通商貿易。如果這一點未能獲準，那么，英國“應以購買或其他方式獲得一座島嶼的割讓”。57

協會準備同意英國臣民服從中國法律，原則是“個人自負其責，不得良莠不分，傷及無辜”，這樣一來等于是放任冒險分子從事鴉片貿易。協會在備忘錄附錄中詳盡開列了把中華帝國帶到談判桌前所需的兵力：兩艘戰(zhàn)列艦、兩艘大型巡洋艦、兩艘小巡洋艦，包括汽船在內的一些小型船只，2540名水手和水兵。

鴉片問題是協會備忘錄中最重要的部分。備忘錄完全同意，一旦中國政府真誠希望禁絕鴉片貿易，就必須遵從中國的決定：“我們不希望直接被視為我們是在建議無視中國政府的正式反對，繼續(xù)該項貿易。我們完全準備承認，倘若中國堅持禁止鴉片輸入，英國商人在今后從事對華貿易時，便應當遵循那個國家針對這項貨物的法律，不得請求大不列顛王國政府以任何方式進行干預，幫助違反這些法律的英國臣民”。巴麥尊全盤采納了協會的上述建議，這清楚地表明繼續(xù)鴉片貿易并非英國政策的組成部分。

90為了給這份備忘錄造勢，倫敦東印度與中國協會派出了一個代表團進行游說。代表團以銀行家、輝格黨議員約翰·阿貝爾·史密斯為首，他代表怡和洋行。代表團最重要的成員正是“鐵頭老鼠”威廉·查頓本人，查頓不久后便當選為阿什伯頓的輝格黨議員。與查頓同行的有馬地臣和胡夏米，后者曾是“阿美士德夫人”號的大班。三人從中國出發(fā)，前往倫敦聲援他們的事業(yè)。在政府賠償鴉片煙款問題上，代表團未能勸說巴麥尊勛爵讓步，但他們成功地讓巴麥尊相信，不費多少力氣便可以強迫中國人做出賠償。他們還提出了迫使中國人賠償的切實可行的意見。查頓詳盡報告了目前廣州局勢的背景，還補充了一些非常明確的建議，外交大臣對這些建議極為關注。3年后，和平達成之際，巴麥尊致函約翰·阿貝爾·史密斯，承認自己從史密斯和查頓那里受益匪淺：“我們之所以能夠就我國對華軍事和外交事務發(fā)出詳盡訓令，并達致圓滿結果，主要是由于您和查頓先生惠予協助并提供情報 毫無疑問，這個事件開辟了人類文明進程的新紀元，必將為英國商業(yè)利益帶來極為重大的益處”（1842年11月28日）。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