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約瑟的研究計劃，曾遭到部分在華外國集團勢力反對，其中反對最激烈的就是當時在重慶的美國國務(wù)院文化關(guān)系司對華關(guān)系處官員、后來成為著名中國問題專家的費正清。據(jù)費氏回憶，他當時“曾和李約瑟就他對中國科學技術(shù)的研究計劃進行過激烈的爭論”。[9]這個爭論一直持續(xù)到后來在羅馬召開的第12屆歷史學家代表大會。不過當時的李約瑟并沒有把這個政客學者費正清放在眼里，更不顧及費正清無休止的啰唆與胡言亂語，外加行動上的為難與阻撓。既然決心已定，又有中國政府要員如陳立夫、朱家驊、翁文灝等名流大腕強力支持，一個小小的美國文化官僚與政客費正清又何懼哉？李約瑟決定立即行動起來，向自己的既定目標奮進。1943年初夏，李約瑟帶上助手，開始了中國西南地區(qū)的考察，從而有了與中國科學、教育界人士接觸交流的機緣。

李約瑟一行到達成都不久，正逢西南聯(lián)大文學院院長、哲學系教授馮友蘭受邀在成都華西壩幾家大學講演。在一次演講中，馮友蘭聲稱：道教是世界上迄今所知道的唯一不極度反對科學的自然神秘主義云云。當時李約瑟正與助手坐在來賓席上靜心聆聽，面對馮友蘭的面孔與聲調(diào)，李約瑟忽然記起這個呈慷慨激昂狀的人，就是20年前在《國際倫理學雜志》上公開放言中國沒有科學的那位中國留學生馮某，遂當場產(chǎn)生輕視之意，對其學說不以為然。這個時候的李約瑟已經(jīng)開始認識到，真實的中國道教文化與馮氏所言恰恰相反，道教是非常贊同科學的，可以說是科學的啟蒙老師。

5月3日下午，借華西協(xié)合大學邀請演講的機會，李約瑟于該校體育館以《科學與社會》為題作了演講，并針對馮友蘭的學說特別提出：“科學是人和人的合作，以及隨著時代的不斷發(fā)展而累積起來的結(jié)果。全世界的各民族，都曾對科學有所貢獻。在遠古時代，埃及、巴比倫、中國和許多地中海國家，都對數(shù)學、天文、醫(yī)藥、化學及地質(zhì)有過貢獻。在這些科學中，古代中國對煉丹術(shù)及在工程方面貢獻特別偉大?！卑蠢钍系恼f法，“煉丹術(shù)”這個名詞就發(fā)源于中國。當時尚在成都的馮友蘭是否前往聽講不得而知，但從翌日《中央日報》引用一個學生的筆記所作的報道看，這個夾帶著對馮氏學說反擊的演講頗受聽眾歡迎，以至當李約瑟“結(jié)束他的演說后很久，似乎還有余音繞梁之慨”。[10]

隨著李約瑟對中國古代文明和科技成果有了更多、更進一步了解和認識，他開始在論文中公開提出：中國文化技術(shù)中，“哪里萌發(fā)了科學，哪里就會尋覓到道家的足跡。無論你在哪里發(fā)現(xiàn)煉丹術(shù)或古代化學，你就能在哪里發(fā)現(xiàn)道家的影子，他們總是在那里——煉丹房里進行著世界上最早的科學實驗”。[11]如晉代的葛洪，被李約瑟稱為“他那時代最偉大的煉丹家和中國最偉大的煉丹術(shù)作家”，[12]葛氏所著的閃耀著科學思想光輝的名著《抱樸子》，極富科學哲理地探討了通過人為的方法來延長壽命或達到物質(zhì)不朽的可能性。而整個道家思想體系，直到今天還在中國人的思想背景中占有至少和儒家同樣重要的地位。這是一種哲學與宗教的出色而極其有趣的結(jié)合，同時包含著“原始的”科學和方術(shù)。它對于了解全部中國科學技術(shù)是極其重要的。處于對中國道教的推崇與迷戀，李約瑟取了“十宿道人”等三個道號，自詡為“榮譽道家”。[13]李氏在論述道家對古代科學技術(shù)的貢獻時，沒有忘記對20年前的馮文舊事重提，并毫不客氣地對馮友蘭那篇《為什么中國沒有科學——對中國哲學的歷史及其后果的一種解釋》進行尖銳批評，稱之為“年幼的悲觀（Youthful Pessimism）”，同時直言不諱地指出“中國人并非如馮友蘭所斷言的對外界自然無興趣”[14]等。

1943年6月4日，李約瑟完成了對四川成都、樂山一線幾所大學與科研機構(gòu)的訪問，在戰(zhàn)時遷往樂山的武漢大學石聲漢教授陪同下，與助手黃宗興及秘書等人于五通橋搭乘一條鹽船沿岷江漂流而下，于次日下午到達李莊碼頭，隨之進入坐落在李莊鎮(zhèn)中心禹王宮的同濟大學校本部進行考察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