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xiàn)代釋古學派開拓者的榮譽屬于康有為。為了把他所認同的某些西學引入孔教，他借孟子名義，宣布“大人者言不必信，惟義所在斯言也”。從而賦予自己以闡釋圣賢經(jīng)典的充分自由?！搬尮拧痹诳的抢锝^不是對經(jīng)典詞語的客觀主義解釋，而是闡釋者與本文之間的對話與交融。他的《大同書》實在是一部奇妙的作品，它對“大同世界”的構想不僅遠遠超出了儒學的范疇，而且超越了當時西方的現(xiàn)實。這部書多處滲透著人道主義的思緒，關注著人的心靈的完美與自由?？涤袨橐庾R到不僅國家民族是個人自由的羈絆，家庭亦然，因此在未來的社會里應該消滅家庭。他承認人的色欲的天然合理性，甚至包括同性戀。但他從當時歐洲狀況又為人的這種生存狀況感到憂慮，因此，他許諾了一個理想，又把它推到遙遠的未來，面對現(xiàn)實時又變成一個謹慎的君主政體的擁護者。他對經(jīng)典的闡釋帶有很強的主觀隨意性而未能吸納西方的科學思想和方法。因此，現(xiàn)代釋古學在康有為那里還停留在襁褓里。

隨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猛烈展開，激進派跨過康有為，對傳統(tǒng)文本進行更大膽的轟擊，猶如“尼羅河大泛濫”，從西方引進的新思潮目不暇接，對傳統(tǒng)的批判顯得急迫而空疏。精神領袖胡適提出了“用新的科學方法來研究古代的東西”的號召。他所倡導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就包括“用小心的、精密的科學方法來作一種新的訓詁功夫”。但遺憾的是，在大浪潮中的弄潮兒本身就不可能坐下來“訓詁”，其結(jié)果是“大膽假設”有余，“小心求證”不足。“疑古”派們在重新審查史料方面創(chuàng)下實績(集中表現(xiàn)于顧頡剛的《古史辯》)，而翻案文章往往因為不扎實而被后人所顛覆。馮友蘭認為，疑古派功不可沒：“疑古一派的人，所做的工夫即是審查史料。釋古一派的人所做的工作，即是將史料融會貫通。就整個的史學說，一個歷史的完成，必須經(jīng)過審查史料及融會貫通兩階段，而且必須到融會貫通的階段，歷史方能完成。但就一個歷史學家的工作說，他盡可只做此兩階段中之任何階段，或任何階段中之任何部分?！?《〈古史辯〉序》，見《三松堂學術文集》，10頁)

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胡適關于“用新的科學方法來研究古代東西”的號召是由清華國學院開始實現(xiàn)的。

1925年，清華國學院開學日，主任吳宓在演說詞中申述辦院宗旨說：“惟茲國學者，乃指中國學術文化之全體而言，而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確精密之方法(即時人所謂科學方法)，并取材于歐美學者研究東方語言及中國文化之成績，此又本校研究院之異于國內(nèi)之研究國學者也?！?《清華大學史料選編》第一卷，清華大學出版社，374頁)

如果說這還只是“宣言”的話，導師王國維于9月14日開課的第一課《古史新證》就打響了第一炮。王國維通曉西方哲學理論，受到過嚴格的自然科學方法論的訓練，翻譯過形式邏輯的書籍，從而能突破舊有史學方法，提出新的“二重證法”。如果說，康有為對歷史文本的懷疑是出于主觀沖動的話，王國維則把這種懷疑落到了堅實的客觀實在上——所有的歷史文本不再具有絕對的權威性，它必須接受來自“地下新材料”的挑戰(zhàn)，“以實證史”而又“以史證實”，開以科學方法研究史學之新河。郭沫若在談到自己研究甲骨文的經(jīng)過時說：“當初我第一次接觸甲骨文字，那是一片墨墨的東西，一找到門徑，差不多只有一兩天工夫便完全解決了它的秘密。這倒也不是我一個人有什么了不起的本領，而我是應該向一位替我把門徑打開出來的大師表示虔敬的謝意的。這位大師是誰呢?就是1927年當北伐軍進展到河南的時候，在北平跳水死了的那位王國維了?！?《革命春秋》)

陳寅恪在論及王國維的治學方法時寫道：“然詳繹遺書，其學術內(nèi)容及治學方法，殆可舉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實物于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凡屬于考古學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類獫狁考等是也。二曰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凡屬于遼金元史事及邊疆地理之作，如蒙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兒堅考等是也。三曰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凡屬于文藝批評及小說戲曲之作，如紅樓夢評論及宋元戲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此三類之著作，其學術性質(zhì)固有異同，所用方法亦不盡符會，要皆足以開一時之風氣，而視來者以軌則。”(《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19頁)

與王國維在國學院同任導師的梁啟超，中年時代曾表現(xiàn)出強烈的對傳統(tǒng)的破壞欲(如“破壞主義”)，但其時也未忘記“淬厲其本有而新之”(《釋新民主義》)，在大量鼓吹“民約論”等西方文化同時從“浩然之氣”(孟子)中開出“冒險進取精神”。晚年臻于成熟，在清華國學院講《歷史研究法》課程，仍不避批判舊史學之銳氣，提出求“真”，求“活”的新目標，要求對歷史的闡釋應“求得真事實”、“予以新意義”、“予以新價值”并能“供吾人活動之資鑒”。從力本論出發(fā)，梁啟超特別重視從歷史中追尋民族的生命活力，以求得中華民族在弱肉強食的世界里得以生存。他獨具慧眼地把歷史分解為自然系和文化系，指出后者(即“人”的活動)是充滿“殊相”、“偶然”和“無意識”的歷史活動，不能用簡單的歸納法、因果律來予以規(guī)范。梁在國學院的演講稿《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中系統(tǒng)地論述了新史學的目的，新史家所應具備的德、才、學、識，以及治史的科學新方法，為新史學確立了學術規(guī)范。如果說王國維的《古史新證》從一點突破、發(fā)人深省的話，梁啟超則以其全面和系統(tǒng)的論述為新史學立下一塊界碑，由此，《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一時洛陽紙貴，多次再版。

國學院導師陳寅恪，從年齡上講屬于晚王、梁一輩的人物，但他積游學歐美十幾年所得開設的《西人之東方學之目錄學》等課程，水平不在王、梁之下。比起王、梁，陳對西方文化的了解要廣泛而深切得多，陳在多種文字的修養(yǎng)上也高于王、梁，這使他能從原文直接把握多國多民族的文化，他早在哈佛時就強烈意識到中國文化必須有一次大的“換血”，他在詳盡的比較研究中，從宏觀上把握東西文化的共相和殊相(參見《吳宓與陳寅恪》，清華大學出版社，1992)，并且設計了援“西”入“中”的操作路線(見拙文《文化的兩難處境及其他》，載《吳宓與陳寅恪》)。他是雄心勃勃的，“他的平生志愿是寫成一部‘中國通史’和‘中國歷史的教訓’，如上所說，在史中求史識”。十分可悲的是，陳寅恪在國學院時期所獲得的最深刻的“史識”就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衰落的歷史必然性。王國維于絕望中的自沉仿佛一下子挑明他久蘊內(nèi)心的悟性，在《王觀堂先生挽詞并序》中，陳指出“經(jīng)濟制度尤其重要者”，經(jīng)濟制度的急劇變遷必然導致依托其上的文化之衰落。這種比王、梁更加深刻的悲觀主義使他從看來具體而微的歷史現(xiàn)象中能開掘出更深層面的洞見。李澤厚先生在《中國近代思想史論》中說：“19世紀20年代清華研究院的三巨頭——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是30年代馬克思主義史學興起前的資產(chǎn)階級史學的主要代表?！比灰越茖W方法治史的主要代表齊集在一個學術單位，這就使清華國學院在當時的學術界占有了一個很突出的地位。國學院是以新史學為主干的，但又不僅于此，導師趙元任以調(diào)查研究為先導對漢語方言的研究使他成為中國現(xiàn)代語言學的開拓者，講師李濟使用近代科學方法從事考古事業(yè)亦屬先驅(qū)。顯然，國學院主任吳宓所陳述的辦院宗旨并非虛言，以西方科學思想重新解釋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構成了清華國學院同仁共同遵循的研究方向和教學方針，并在整個學術界顯示出集團性優(yōu)勢。清華國學院以自己的斐然實績宣告，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崛起的“疑古”浪潮正在被另一個更強大更成熟的學術浪潮所沖擊，它以先進的思想與科學的方法之偉力為自己開辟著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