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是《五代史平話》，是可以作講史看的。講史的體例，大概是從開天辟地講起，一直到了要講的朝代?！段宕菲皆挕芬彩侨绱?；它的文章，是各以詩起，次入正文，又以詩結(jié)，總是一段一段的有詩為證。但其病在于虛事鋪排多，而于史事發(fā)揮少。至于詩，我以為大約是受了唐人的影響：因為唐時很重詩，能詩者就是清品；而說話人想仰攀他們，所以話本中每多詩詞，而且一直到現(xiàn)在許多人所做的小說中也還沒有改。再若后來歷史小說中每回的結(jié)尾上，總有“不知后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的話，我以為大概也起于說話人，因為說話必希望人們下次再來聽，所以必得用一個驚心動魄的未了事扣住他們。至于現(xiàn)在的章回小說還來模仿它，那可只是一個遺跡罷了，正如我們腹中的盲腸一樣，毫無用處。一種是《京本通俗小說》，已經(jīng)不全了，還存十多篇。在“說話”中之所謂小說，并不像現(xiàn)在所謂的廣義的小說，乃是講的很短，而且多用時事的。起首先說一個冒頭，或用詩詞，或仍用故事，名叫“得勝頭回”--“頭回”是前回之意；  “得勝”是吉利語。--以后才入本文，但也并不冗長，長短和冒頭差不多，在短時間內(nèi)就完結(jié)?？梢娝未f話中的所謂小說，即是“短篇小說”的意思，《京本通俗小說》雖不全，卻足夠可以看見那類小說的大概了。

除上述兩種之外，還有一種《大宋宣和遺事》，首尾皆有詩，中間雜些俚句，近于“講史”而非口談；好似“小說”而不簡潔；惟其中已敘及梁山泊的事情，就是《水滸》之先聲，是大可注意的事。還有現(xiàn)在新發(fā)現(xiàn)的一部書，叫《大唐三藏法師取經(jīng)詩話》，--此書中國早沒有了，是從日本拿回來的--這所謂“詩話”，又不是現(xiàn)在人所說的詩話，乃是有詩，有話；換句話說：也是注重“有詩為證”的一類小說的別名。這《大唐三藏法師取經(jīng)詩話》，雖然是《西游記》的先聲，但又頗不同：例如“盜人參果”一事，在《西游記》上是孫悟空要盜，而唐僧不許；在《取經(jīng)詩話》里是仙桃，孫悟空不盜，而唐僧使命去盜。--這與其說時代，倒不如說是作者思想之不同處。因為《西游記》之作者是士大夫，而《取經(jīng)詩話》之作者是市人。士大夫論人極嚴，以為唐僧豈應盜人參果，所以必須將這事推到猴子身上去；而市人評論人則較為寬恕，以為唐僧盜幾個區(qū)區(qū)仙桃有何要緊，便不再經(jīng)心作意地替他隱瞞，竟放筆寫上去了。

總之，宋人之“說話”的影響是非常之大，后來的小說，十分之九是本于話本的。如一、后之小說如《今古奇觀》等片段的敘述，即仿宋之“小說”。二、后之章回小說如《三國志演義》等長篇的敘述，皆本于“講史”。

其中講史之影響更大，并且從明清到現(xiàn)在，“二十四史”都演完了。作家之中，又出了一個著名人物，就是羅貫中。

羅貫中名本，錢塘人，大約生活在元末明初。他做的小說很多，可惜現(xiàn)在只剩了四種。而此四種又多經(jīng)后人亂改，已非本來面目了。--因為中國人向來以小說為無足輕重，不似經(jīng)書，所以多喜歡隨便改動它--至于貫中生平之事跡，我們現(xiàn)在也無從而知；有的說他因為做了水滸，他的子孫三代都是啞巴，那可也是一種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