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行

--非洲詩歌節(jié)漫記

北島　旅美詩人

在一個人權討論會上，塔哈賦予個人主義最新的含義，"撒哈拉人"呼吁用無政府主義來對抗美國文化入侵。我厭倦了人權的空話，對天生的無政府主義的"撒哈拉人"表示贊同。

一

從紐約到約翰內斯堡，飛機整整飛了十四個小時。

我坐窗口，一個大塊頭白人卡在我和一個黑女人中間。他先跟那女人閑聊，然后轉向我。他是南非的銀行職員，住在約翰內斯堡。他對九四年南非政權過渡后的情況并不滿意，"你知道，還是同樣的危機。"問到我，說，"你準是和這位女士開同一個會。"他倒吸氣，騰出空間讓我們說話。那女人叫羅娜（Lorna），寬臉闊嘴，長得十分喜慶。我一邊喝南非紅酒，一邊查看詩歌節(jié)的資料。羅娜在牙買加，牙買加在加勒比海，加勒比海在地球上，地球在天上……

我醒來時感到窒息。大塊頭睡著了，他的一身肉松弛下來，溢出座位。我趕緊打坐入定，抗拒幽閉恐懼感。

到了約翰內斯堡，轉飛機還要等三個多小詩。我在小吃部遇見羅娜，她喝茶，我喝芒果汁，我們累得找不到話題。我問她是否注意到旅客中黑人極少。羅娜說，黑人們只待在地上。而牙買加的羅娜飛來飛去。她不住在牙買加，住美國，在密西根大學教寫作。我也在那兒待過。她突然忘了某個熟人的名字，愣住了，眼睛茫然。她保證，只要好好睡一覺，她肯定會想起來。

到德班（Durban）天已黑了。德班是南非最大的港口城市，一百多萬人。搖曳的棕櫚樹和英國殖民風格的建筑，那是午夜帝國的熱帶夢。沿海岸是全世界哪兒都能見到的那種大飯店。我們住在"藍水"旅館。從窗戶望去，層層白浪在黑暗中推進。組織者警告我們，晚上不能單獨上街。據(jù)說，南非的犯罪率是紐約的六倍。我回到大廳，羅娜也下來了。我們被帶到附近的一家意大利餐館。

我的老朋友布萊頓（Breyten）緊緊摟住我。我管他叫"基督"，不僅因為長得像，更主要的是他那雙鎮(zhèn)定而悲天憫人的眼睛。他在這塊土地上坐了七年半牢，又在巴黎流亡多年。作為詩歌節(jié)的策劃者，現(xiàn)在終于輪到他當家做主人了。他既是詩人，又是畫家。今晚是他畫展的開幕式，可惜我晚到了一步。他把我一一介紹給在座的詩人。

一個又高又瘦的黑人沖過來，是哈瓦德（Hawad），撒哈拉沙漠的行吟詩人。我們十年前在鹿特丹詩歌節(jié)見過。他那時穿披風，在休息廳席地而坐，招魂驅鬼。如今一身短打打扮--中式對襟的藍布褂子。他英文很差，指指那褂子："巴黎，我買，很便宜。"接著用法文侃起來，我根本聽不懂。這是他的風格--和駱駝一起待久了。

我坐在加拿大詩人派垂克（Patrick）旁邊，再過去是荷蘭詩人儒爾（Jules）對面是派垂克的companion，加拿大女詩人羅娜（Lorna），另一個羅娜。英文companion指的是長期同居者，中文很難找到相應的詞。

派垂克告訴我，八十年代初，他作為加拿大作家代表團的成員訪問中國時，總是被人圍觀，指著鼻子喊："白求恩，白求恩。"他真有點兒像白求恩，前額很寬，禿頂，不過眼神不同。和堅定的共產(chǎn)主義戰(zhàn)士相比，他少了些熱情，多了些懷疑，是原子時代的幸存者"白求恩"。在北京，他厭倦了官方的安排，很想找到我們這些離經(jīng)叛道者，可作協(xié)的人閃爍其詞。到了西安，在翻譯的安排下，他終于見到了幾位當?shù)氐那嗄暝娙恕?/p>

加拿大的羅娜和荷蘭的儒爾爭得面紅耳赤，為的竟是好萊塢電影《鐵達尼號》。羅娜全面否定："陳詞濫調，煽情，毫然價值……""什么？"儒爾像公雞昂起脖子："那是激情！當男主角站在船頭，"他挺胸展臂，作飛翔狀，"懂嗎？生命的激情！"我這才注意到他的模樣：長臉，嘴角倒勾，油亮的黑發(fā)緊貼頭皮，向后滑去。他一身黑--墨鏡黑西服黑領帶，一個不銹鋼箍扣住領結。簡直像個意大利黑手黨。

我決定詩歌節(jié)期間盡量躲他遠點兒。

第二天吃早飯，我跟羅馬尼亞女詩人阿娜（Ana）坐在一起。說起來，我們錯過了一次見面的機會。八六年春天，在倫敦考文特花園（Covent Garden）的一個小劇場，主持人邁口（Michael）宣布，由于某種不便說明的原因，阿娜得不到出國的許可，不能來參加朗誦會。十二年過去了，生活發(fā)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她當年想出出不了國，我現(xiàn)在想回回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