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文化啟蒙中，出于救亡圖存、再造文明的需要，新舊關系成了研究文化者共同關心的論題。革新派本于歷史進化之法則，主張以新文化替代舊文化，新文學替代舊文學。對此，學衡派表示了堅決的反對。他們從哲學的高度深刻地闡述了現(xiàn)代性源于傳統(tǒng)的道理。吳宓指出：“進步是傳統(tǒng)的不斷吸收與適應”，“個人之價值取決于他所吸收的傳統(tǒng)的量與質(zhì)”，進步不是跳躍式的突變，而是“有機生長”。[47]他認為，舊者多含恒久之價值，新者也有真?zhèn)沃?。新舊是相對的概念：昨日為新，今日則舊；今日之新，乃層層改變娣嬗而來；不知舊物為何，斷無資格言新?！胺舱搶W論事，當究其終始，明其沿革，就已知以求未知，就過去以測未來”，故“不應拘泥于新舊。舊者不必是，新者未必非。然反是，則尤不可?！彼盐镔|(zhì)科學與人事之學作出區(qū)分，前者以積累而進步，愈晚出愈精妙；后者因與社會環(huán)境和個人天賦有關，“后來者不必居上，晚出者不必勝前”。[48]

學衡派對新潮人物棄舊圖新、不識不辨的淺見的批評，揭示了一個深刻的道理，即：任何事物的發(fā)展都是歷史演變的結(jié)果，都有其源頭活水，新與舊的對立是相對的，只是在非常有限的范圍內(nèi)才有意義，若截斷眾流、割斷歷史，新事物便浮游無根，不僅得不到切實的說明，同時也喪失了再生的基礎。現(xiàn)代性要源于傳統(tǒng)，任何不從傳統(tǒng)出發(fā)的現(xiàn)代性都是沒有生命力的。

站在與世界文化對話的廣闊背景上，學衡派打破古今中西的界限，審慎擇取西學精萃，從傳統(tǒng)中汲取健全的人生所需的精神資源，這是極具合理性的文化建設方略。“學衡”核心人物曾留學哈佛，親炙于文學教授、新人文主義者白璧德。白璧德雖從未到過東方，也不諳中文，但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卻心向往之，認為孔子“克己復禮”的“仁學”與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及其以后的西方人文主義者的精神是一致的。他一再強調(diào)在中國開展一個以揚棄儒家思想千百年來累積的學院與形式主義的因素為特質(zhì)的“新孔教之運動”的重要性[49]，并對他的中國學生寄予了殷切的希望。白璧德對西方自培根以來的科學主義和盧梭以來的感情主義所產(chǎn)生的流弊深表憂慮，提出新人文主義的文化主張加以矯正，這種新人文主義不僅根植于中國儒家傳統(tǒng)中，而且也存在于西方古典主義的文化傳統(tǒng)中。受此影響，白璧德的中國學生致力于透過歷史陳跡，從傳統(tǒng)文化中尋找普遍有效、亙古常存、歷久彌貴的真善美的東西，挖掘其中具有世界性意義的人文精神。梅光迪早在1917年與胡適爭辯時就曾闡述過這樣一個觀念：

我們今天所要的是世界性觀念，能夠不僅與任一時代的精神相合，而且與一切時代的精神相合。我們必須理解，擁有通過時間考驗的一切真善美的東西，然后才能應付當前與未來的生活，這樣一來，歷史便成為活的東西。也只有這樣，我們才有希望達到某種肯定的標準，用以衡量人類的價值標準，借以判斷真?zhèn)?，與辨別基本的與暫性的事物。[50]

一般認為，學衡派的思想是傳統(tǒng)的、保守的，排斥西化不遺余力。這一看法是皮相的。事實上，學衡諸公大多留學歐美，他們的思想學術背景遠比新思潮的提倡者更具西方色彩，也更能從西方文化的視角闡發(fā)孔子儒學的真價值，他們并不拒絕西學，對現(xiàn)代化和世界性也是心向往之，努力于接通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民族性與世界性之間的關系，這是其與傳統(tǒng)守舊派絕大的不同。吳宓曾自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