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統(tǒng)治全黨期間，以其“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的宗派主義政策而留下了深刻教訓。他們用對敵斗爭的方式來解決黨內矛盾，任人唯親，以我畫線，對不同意見者一律排斥，無情打擊，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影響。

王明“左”傾教條主義者在組織上的這種宗派主義政策，在中山大學期間就有著一系列的表現?！敖阃l(xiāng)會”事件，就是一例。

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控制了中山大學黨支部局以后，雖然取得了米夫的絕對信任，但在廣大同學中間仍很孤立?！岸鄶低痉Q陳紹禹等是‘米夫的走狗，只知當翻譯，拿高薪’，籍著米夫的勢力，專門做小報告，打擊同學”。一直受到王明等人排擠的俞秀松、董亦湘等人于1927年11月進入列寧學院以后，仍然時常來中山大學，而且深得廣大同學的擁護。他們反對王明等人的宗派活動，在學生中有較大影響，成為王明等人進行宗派活動的障礙。因此，為了進一步打擊異己，鞏固在中山大學的權勢，擴大在黨內的影響，1927年秋，王明等人制造了“江浙同鄉(xiāng)會”事件。

“江浙同鄉(xiāng)會”當時被說成是“反黨小組織”，“江浙同鄉(xiāng)會事件”被認為是“反革命事件”。這一事件是怎樣出現的呢？還是先看看原中山大學學生的回憶。

楊放之敘述了“江浙同鄉(xiāng)會”出現的背景：

“中大反對教務派的斗爭中，俞秀松、周達文、董亦湘這些資格比較老的同志，是參加中山大學教務處幫助工作的。當時，俞秀松等雖是學生，但他們是比較有經驗的老黨員，蘇共人員創(chuàng)辦中山大學，也要依靠中國同志，吸收中國學生幫助工作。俞秀松等在教務處工作中，幫助制定教學方針，實施教學方案，購置中文圖書等等，得到教務處主任阿古爾的信任。但阿古爾與中大副校長米夫有矛盾，米夫極力排斥阿古爾，這就勢必形成王明與俞秀松同志的對立。王明也看不起這些老一輩的同志。王明的俄語學得快，深得副校長米夫的欣賞。為了打擊教務派，王明等人捏造罪名，于是出現了‘江浙同鄉(xiāng)會’?！?/p>

被打成“江浙同鄉(xiāng)會”骨干分子的孫冶方，詳細敘述了“江浙同鄉(xiāng)會”的由來：

“在我們同期畢業(yè)的同學中，除了回國工作的以外，大部分升到別的學校學習，極少數的人留校工作，我和云澤（烏蘭夫）同志以及一個后來成為托派分子的秦樹功被派到東方大學當翻譯。繼續(xù)學習的學生只發(fā)給津貼，有些到軍校學習的，按紅軍士兵待遇，津貼特別少。我們做翻譯工作的拿工資，有近百盧布，生活較好。因此在暑假開學前，有幾個去初級軍校的同學提出，在星期天敲我的竹杠，叫我買肉買菜做中國飯吃。這天，除約好的幾位軍校的同學外，董亦湘也來了，軍事學院的陳啟禮、左權同志也來了，擠了一屋子的人，把同房間的烏蘭夫同志都擠了出去。正當我們熱熱鬧鬧地做飯時，中山大學學生公社主任王長熙從窗外經過，聽到里面說話的都是江浙人，因此回校后同別人講起，某些人聚集在某人房間呱啦呱啦講的很熱鬧，像開‘江浙同鄉(xiāng)會’似的（其實，其中陳啟禮、左權兩同志是湖南人）。這話傳到中大支部局中國同志那里，便添油加醋，說成是董亦湘等在我房里成立了‘江浙同鄉(xiāng)會’?！?/p>

把流言“添油加醋”當成證據，這是古今中外搞誣陷的慣用伎倆。盛岳這個王明教條宗派的“干將”對此并不忌諱：

“教務派被打敗了，阿古爾受到了撤職離校的紀律處分。然而俞秀松、董亦湘等形成這一派系的中國學生核心人物還在中山大學?！餮哉f，他倆組織了一個江浙同鄉(xiāng)會。這個說得煞有介事的同鄉(xiāng)會，為陳紹禹及其戰(zhàn)友提供了用來反對俞秀松、董亦湘及其追隨者的有力武器。因為組織這種團體違背了黨的組織原則，而無論如何這種據說是有的組織可以被扣上封建性團體的帽子，因而陳紹禹等人要求對它進行徹底調查。而我當時并不相信他曾正式存在過。不過，在權力斗爭中，夸大其詞的方法可謂屢見不鮮”。

“江浙同鄉(xiāng)會”被炮制出籠后，應王明等人的要求，中大支部局開始調查“江浙同鄉(xiāng)會”事件，而且請來蘇聯格伯烏（K·P·U）人員參加調查工作。他們輕信王明等人的匯報，并不進行認真的調查研究，在第一次調查后就認定，“江浙同鄉(xiāng)會”在中國學生中確實存在，并決定要嚴加懲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