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等人制造了“江浙同鄉(xiāng)會”事件后，雖然得到了蘇聯方面的支持，但他們并不滿足，還要借此事件提高他們在中國黨內的地位。于是，他們又找到當時在蘇聯參加中共六大籌備工作的向忠發(fā)匯報說，有人在中山大學組織了“反革命”的“江浙同鄉(xiāng)會”，應當引起中國共產黨的高度注意。

聽了王明等人的匯報后，向忠發(fā)不作調查，就來到中山大學就所謂的“江浙同鄉(xiāng)會”發(fā)表了講話。

向忠發(fā)認為：“江浙同鄉(xiāng)會”是“反黨小組織”，“他們的組織在黨內秘密，有中央的組織，亦有各地支部的組織”，“他們與蔣介石有勾結，受蔣介石的經濟幫助，還聽說與日本領事館有勾結”，“他們以后的出路不外：1.公開的反革命，投向蔣介石來屠殺工農；2.走到小資產階級反動政黨（如第三黨）里去，反對C．P；3，留在黨內搗亂破壞?！币虼?，必須“消滅其組織”，“對組織中領袖和中心人物予以嚴厲的制裁”，對積極分子應“開除黨籍或留黨察看”。

向忠發(fā)來中山大學講話后，不但引起了學生中的極大混亂，人人自危，也使學校的處理手段更加嚴厲。在有格伯烏參加的第二次會議上，決定開除12名中國學生的黨籍、團籍，并有四人被逮捕，一批學生遭到株連。

王明等人制造“江浙同鄉(xiāng)會”事件，是在米夫的支持下進行的。米夫和王明一方面要利用“江浙同鄉(xiāng)會”事件，打擊中山大學內的反對派，鞏固王明教條宗派在中山大學的地位；另一方面要通過“江浙同鄉(xiāng)會”事件，擴大王明在中國共產黨內的影響。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

“六大”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唯一在共產國際直接指導下在國外召開的代表大會。共產國際政治書記處第一書記布哈林和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中山大學校長米夫一直參加了大會的組織工作。由于“六大”在莫斯科舉行，大會文件的起草、翻譯及服務工作需要一批人員，所以決定從中山大學抽調一部分人參加大會工作，這為米夫擴大王明在中國黨內的影響創(chuàng)造了條件。在米夫的安排下，王明擔任了“六大”秘書處翻譯科主任。

參加中共六大是王明第二次參加黨的代表大會。雖然他這次也不是大會正式代表，仍以工作人員參加大會的工作，但王明利用大會第二天（6月19日）通過的“中央指定的中山大學和東方大學參加大會的學生全部給以發(fā)言權”的機會，開始在會上進行脫離中國革命實際的夸夸其談。

可是，王明的表演并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相反引起了廣大代表的抵制和反感。在6月23日大會主席團召開的第四次會議上，主席團討論后決定：“鑒于中山大學和東方大學被指定參加大會的學生發(fā)言不切實際，主席團經過討論決定：仍允許他們發(fā)言，但須告訴他們不要只重復理論，分配他們去各省代表團工作?！?月26日的主席團會議又作出決定：“中山大學和東方大學學生發(fā)言有時間就講，沒有時間就不再發(fā)言?！苯o洋洋自得的王明等人潑了一瓢冷水。

不過，有米夫這個靠山，王明就敢于表演。王明又抓住所謂的“江浙同鄉(xiāng)會”在“六大”做起文章。

據參加中共六大的張國燾回憶：“中共六次大會開會的時候，向忠發(fā)、陳紹禹等，逢人便說：‘中山大學，問題大得很，里面有一個國民黨的江浙同鄉(xiāng)會的小組織，參加的達一百五十多人’”

周恩來也指出：米夫在中共六大期間，“對向忠發(fā)極力地捧，利用他放炮，要他反‘江浙同鄉(xiāng)會’等。在‘六大’會后，有的代表沒有走，還召集了幾個報告會，王明還報告了反‘江浙同鄉(xiāng)會’的斗爭”。

王明把反“江浙同鄉(xiāng)會”作為自己的功績到處宣揚，產生了十分惡劣的影響。中山大學的廣大同學對這種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行徑義憤填膺，紛紛向中共代表團和蘇共中央反映申述，要求澄清事情真相。

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是在1928年7月11日中共六大閉幕后，在19日召開的六屆一中全會上，由參加會議的布哈林提議設立的。之后，由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瞿秋白、張國燾和中共駐赤色職工國際代表、駐農民國際代表鄧中夏、余茂懷（余飛）、王若飛等五人，組成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負責人是瞿秋白。

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組成后，負責協調共產國際對中國黨的領導，也參與對中山大學的管理。接到中山大學同學的申述之后，中共代表團負責人瞿秋白廣泛聽取了同學們的意見，又派中共代表團成員鄧中夏、余飛前往中山大學調查真相。

可是，米夫、王明控制的支部局竟然不與合作，鄧中夏和余飛與他們發(fā)生了爭執(zhí)。中共代表團又經共產國際秘書長柏金斯的同意，前往蘇聯格伯烏機關去查閱有關“江浙同鄉(xiāng)會”的材料。但是，格伯烏機關只讓中共代表團看了一次材料，便又以被開除的中國學生陳啟禮、左權、尤赤、胡士杰、郭景惇等不服上訴為理由，拒絕中共代表團再次前往查閱材料，使中共代表團的調查工作無法深入進行。

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代表團于1928年8月15日寫信給聯共中央政治局，表示了中共代表團對蘇聯當局處理“江浙同鄉(xiāng)會”的不同意見。同時寫信給中共中央，指出在一些江浙籍同學中，對某些問題意見一致，并不能說就是有組織的派別活動。

在廣大同學的憤怒反對和中共代表團據理斗爭之下，共產國際監(jiān)察委員會、聯共監(jiān)察委員會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組成了三方聯合審查委員會來審理“江浙同鄉(xiāng)會”事件，并于1928年秋，作出了并不存在“江浙同鄉(xiāng)會”反動組織的結論。

后來在延安整風時，博古曾把這場因“江浙同鄉(xiāng)會”引起的調查和抵制調查的斗爭，稱為王明宗派“反對中國黨的第一戰(zhàn)”。

“江浙同鄉(xiāng)會”事件從出籠到利用向忠發(fā)以及米夫、王明親自散播，又依靠蘇聯格伯烏的參與和鎮(zhèn)壓，使這場事件遠遠超出了中山大學內部中國學生的糾紛范圍，不但在莫斯科的東方大學、列寧學院以及軍事院校學習的一些中國學生被卷入了這場風波，而且在中國共產黨內也造成了不良影響，聯共中央和共產國際也參與了這一事件的處理。雖然最后的審理作出了并不存在“江浙同鄉(xiāng)會”的結論，但是，“江浙同鄉(xiāng)會”事件不僅影響了中國學生的正常學習生活，破壞了同學之間的團結，使一部分同學因此遭受打擊和迫害，而且在以后仍然產生著消極的影響。

俞秀松后來被打成“托派”的證據之一，就是他“組織‘江浙同鄉(xiāng)會’”；在三方聯合審查委員會已經作出了不存在“江浙同鄉(xiāng)會”的結論之后，王明教條宗派在反對“第二條路線聯盟”斗爭中，仍然給一些反對他們宗派活動的同學扣上“江浙同鄉(xiāng)會”殘余的帽子；甚至一些蘇聯的歷史學家在今天，仍然認為中山大學的中國學生“存在著按省籍關系結合而成的不同派別”。

實際上，被誣為“江浙同鄉(xiāng)會”主要成員的周達文是貴州人，陳啟禮、左權是湖南人，而張聞天、沈澤民和博古等雖然是江浙人，卻和“同鄉(xiāng)會”的人觀點不同?？梢姡⒉皇鞘裁础鞍词〖P系結合而成的”派別。

王明對于自己策劃了“江浙同鄉(xiāng)會”事件并不隱瞞。在《中共五十年》一書中，他承認自己“積極反對托陳分子組織的所謂‘江浙同鄉(xiāng)會’，并在黨的第六次代表大會上按照大會主席的決議作了《關于江浙同鄉(xiāng)會的問題》的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