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前面第四章在介紹胡蘭成義母時已提過，張愛玲于1943年10月所寫的《金鎖記》中的七巧，其人物原型顯然就是胡蘭成的義母。這是內(nèi)證。

二是外證，就是張潤三文中所說的，胡蘭成宣傳部的同僚們唆使胡蘭成老婆“大鬧特鬧，醋海風(fēng)波”。若是1943年10月才知道張愛玲，1944年年初才見到張愛玲本人，那時胡蘭成早已不是宣傳部次長，且做了一任法制局長后也已去職半年多，若有同僚為應(yīng)英娣打抱不平，唆使其向胡蘭成和張愛玲“大鬧特鬧”，那不會是宣傳部同僚而應(yīng)該是法制局同僚。若張潤三所記不錯，是胡蘭成的宣傳部同僚唆使應(yīng)英娣“大鬧特鬧”，那胡蘭成和張愛玲之間的相識相知在時間上應(yīng)該就要早于1943年10月，應(yīng)英娣其時還與胡蘭成宣傳部同僚間有接觸有來往，胡蘭成宣傳部同僚與其之間的恩怨還未被徹底忘記和了結(jié)。

另外，還可作為補充證據(jù)的就是，胡蘭成“坐監(jiān)牢”期間，張愛玲與蘇青曾到周佛海家去為他說情。以張愛玲的個性，以張愛玲和蘇青這兩個當(dāng)時上海風(fēng)頭正足的大才女身份，她們會為一個從未謀面也不相干的人去說情？而且說的是什么情，是她們?nèi)珶o關(guān)系也不感興趣的有關(guān)汪偽政府內(nèi)部的事？

說情一事，可能還有其他內(nèi)情，不像僅僅是兩個才女的“憐才”之舉，因為若說胡蘭成是有才華的，可此時的胡蘭成還未表現(xiàn)出怎樣的才華，他為汪精衛(wèi)“和平運動”造輿論聲勢的《戰(zhàn)難，和亦不易》的時論，總不會引起張愛玲或蘇青的興趣。他早期的散文集《西江上》，他自己大約也不好意思提，事實上張愛玲、蘇青也不可能知道，而他的文藝性的批評文章當(dāng)時還只有零碎幾篇。他的諸多政治論述，是在他到武漢《大楚報》時期寫就成集的，他那自以為可與張愛玲作品媲美的《山河歲月》和《今生今世》以及其他著述，更是十多年后的事情了。張愛玲、蘇青究竟“憐”他的是什么“才”？“憐才”又從何說起呢？

這樣看來，張愛玲和蘇青為胡說情一事就頗費人思量了。極有可能的是，在胡蘭成“坐監(jiān)牢”之前，他已經(jīng)和張愛玲相識，兩人之間已見過面，或者，至少兩人之間已相知——相互知道對方的存在且互有好感。再有的可能，那也是最壞的揣測，就是他們?nèi)税ㄌK青在公開場合、在胡蘭成辦《國民新聞》其間，還有就是類似于“大東亞文學(xué)者大會”之類的地方，胡、張或胡、蘇或胡、張、蘇三人之間相互見過面。張愛玲自己在其1946年1月再版的《傳奇》的前面，寫過一個簡短的“有幾句話同讀者說”，一開始就是：

我自己從來沒有想到需要辯白，但最近一年來常常被人議論到，似乎被列為文化漢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寫的文章從來沒有涉及政治，也沒有拿過任何津貼。想想看我唯一的嫌疑要末就是所謂“大東亞文學(xué)者大會”第三屆曾經(jīng)叫我參加，報上注銷的名單內(nèi)有我；雖然我寫了辭函去，（那封信我還記得，因為很短，僅只是：“承聘為第三屆大東亞文學(xué)者大會代表，謹辭。張愛玲謹上?！保﹫笊先耘f沒有把名字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