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沒有帶著錦濤同志去見我父親。我是要澄清這一點。很多外國記者，尤其是日本記者很喜歡問我這個問題，但是我做澄清后他們都不登出我的觀點。2008年，我去日本訪問，《產(chǎn)經(jīng)新聞》記者又問我這個問題。我說，你要是問我這事，我們能不能達成一筆交易，如果我說了真話你一定得登。他說可以。我就告訴他，沒有這回事，我當時沒有去黨校，也沒有在20世紀80年代初和錦濤同志一起學習過。真實情況就是這樣的。錦濤同志的進步不是憑我們的個人關(guān)系，也不是憑親朋好友提拔上來的。

這家報社刊登以后，我從日本回來后將這個新聞交給了當時的一個政治局委員，一個書記處書記。我說這是我的一個澄清，這對我們黨的民主生活好，對我們國家年輕干部走上領(lǐng)導(dǎo)崗位，這是個真實的反映。

以后就是工作的接觸，后來，耀邦同志退休后，錦濤同志也來，現(xiàn)在每年過年就會來。就是來這里。

（本文部分內(nèi)容參考胡德平著《中國為什么要改革：思憶父親胡耀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