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漢堡，高喊各種政治、經濟口號的和平主義游行誕生于1916 年8 月，在1917 年末達到高峰。當局最初逮捕了一些極端分子，但與此同時，受全國運動的啟發(fā)，參議院和市議會中的自由派也不得不考慮對漢堡的選舉權進行改革，從而“安撫收入較低的那部分人口，支持他們溫和的領導人發(fā)揮影響力”。值得一提的是，聯合自由黨和右翼人士（實際上是漢堡市議會中的國家自由黨人士）都拒絕徹底的民主化，其理由則是在像漢堡這樣高度城市化的聯邦州，保持社團主義在文化和資產上的某種特權是必要的：兩者都希望維持貴族階層的特殊代表權，在必要時可以犧牲地產所有者的特權。但即使這樣，仍然有人不能接受?？肆_格曼和馬克斯·馮·申克爾對于是否支持卡普于1917 年夏向他們提出的祖國黨事宜一直猶豫不決；然而，隨著選舉權問題的開放迫使保守黨不得不采取行動了。7 月漢堡保守聯盟成立；10月，祖國黨的漢堡分支成立，到1918 年已吸納10 000 名黨員。

由于馬克斯·沃伯格支持議和，也贊成一定程度的憲法改革，這讓他不可避免地成了右翼的攻擊目標，這種敵對的表現形式就是反猶主義。1917年12 月，沃伯格在參議院選舉中勝出；但令他備感驚訝和失望的是，在市議會選舉中他落敗了，媒體將其解讀為反猶主義。這種屈辱無疑是在嘲弄滿腔愛國情懷的沃伯格。由于沃伯格在經濟上功勛卓著，1916 年8 月，他被授予鐵十字勛章。在軍隊服役的2 900 名漢堡猶太人中，就有他的兒子埃里克和搭檔卡爾·梅爾希奧。1917 年4 月之后，他被迫中斷和他在美國的所有兄弟的聯系。但一些觀點堅持認為，他重視自己的國際關系網—經濟、家庭和種族上的聯系，勝過對國家的忠誠。沃伯格家族的經歷清楚地展示了戰(zhàn)爭給那些都會精英們帶來的壓力，這些人會發(fā)現，在1914 年之前，要尋找國家利益和國際利益之間的平衡點會相對容易些。保羅·沃伯格也因為他的“國外關系”在美國遭遇過類似的對抗情緒。盡管保羅在1910 年成為了美國公民，為美國的貨幣改革作出了巨大貢獻，并協助成立了“自由貸款”組織（Liberty Loan），但公眾抗議，理由不外乎他是在德國出生的美籍公民，有一些在德國公眾事務中發(fā)揮重要作用的近親，所以不應該在美國事務上被給予極大的信任，擔任要職。雖然保羅認為威爾遜總統背叛了自己；但不可否認，他無法全心全意忠誠于某個對象。保羅反對美國參戰(zhàn)，為德國的潛艇戰(zhàn)辯護，堅稱德國在1917 年8 月已經“擺脫封建制度”，“實現了民主化”，還嘗試著阻撓兒子加入美國海軍航空隊。同樣，戰(zhàn)爭也迫使沃伯格家族重新審視他們對猶太教的態(tài)度。“一戰(zhàn)”期間，猶太人被大規(guī)模地從東歐驅逐到德國，這促使馬克斯·沃伯格和費利克斯·沃伯格去調查并改善猶太人在波蘭的境遇；正如《貝爾福宣言》中的巴勒斯坦問題使馬克斯·沃伯格調整了他對錫安主義的反對態(tài)度。

雖然沃伯格意識到“重工業(yè)和泛日耳曼人”是導致戰(zhàn)火不斷的“主要煽動者”，但他也知道，這些人的驅動力并非“可以立即實現的物質動機”，相反，他們“用渴望征服的理由說服自己”。沃伯格在商會的同事—商人弗朗茨·維特赫夫特還指責了帝國議會中的國家自由黨：“他們沉醉于自己在議會上發(fā)表的那些浮夸言論，迫不及待地投身民族主義運動浪潮，卻不奉行現實政治的原則?！比欢?，明確闡明在政治上采取正當的中間立場絕非易事，沃伯格等人于1916 年9 月擬定的“漢堡市民權利”草案就證明了這一點。與之前的版本相比，新版本拋棄了“與社會民主斗爭”的字眼，因為“這在當前形勢下是不可能的”；也拋開了少數派對于“推行一邊倒的立場，保護某個階級的利益”慣有的譴責。新草案的提法是把“促進漢堡的貿易和航運業(yè)”作為“特殊目標”：

有人強調，我們少數派應該立足于健全的漢堡保守主義。但是，為了防止人們誤以為少數派與兩個德意志保守黨持相同觀點，草案中沒有出現“保守”一詞。經過激烈論戰(zhàn)，委員會決定在起草時完全不提及“自由”或“保守”等詞。然而，這份提案絲毫不會讓人懷疑少數派的一貫立場，那就是對于這兩派合理的核心觀點都給予支持。

這種沒有政治色彩的措辭一直是戰(zhàn)前資產階級政治的一個特點；但戰(zhàn)爭卻導致漢堡市民階層中出現了裂隙，需要重新進行修補。現實是沃伯格想通過和談結束戰(zhàn)爭，但他也必須承認，要實現這個目標首先要改革德國內部的某些方面，至少加強德意志帝國首相對軍事力量的控制，削弱重工業(yè)游說集團的勢力。這些觀點使他在1917 年7 月加入了支持麥克斯親王成為首相的陣營；但是，當多數社會民主黨領導人弗雷德里?！ぐ赜?918 年6 月訪問漢堡時，持上述觀點的沃伯格很快就與其達成共識。于是，中間派不可避免地開始向左派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