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年魯迅赴日本留學時，正當日本明治三十五年，適值日本最初的“尼采熱”處于峰巔之際。在他留學的年代里，日本文學中尼采熱逐漸減退，不久即迎來自然主義的全盛期。但是，作為一個清國的留學生，深知國事多艱，急欲求得治救之道，最易接受的還是尼采的極端個人主義。從另一面說，也是強烈的民族主義。東京時期和魯迅最為親近的周作人就說過：“豫才在那時代的思想我想差不多可以民族主義包括之?！笨紤]到說這話，是在新中國成立之后，周作人有不便明言的苦衷，不妨說，民族主義是一種放大了的個人主義，而個人主義則是一種縮小了的民族主義。

伊藤虎丸在《魯迅早期的尼采觀與明治文學》一文中說：

魯迅基于對“個人主義”這一西歐價值觀念所具有的普遍性和優(yōu)越性的深刻認識，當然對與之“如同水火”般相異的傳統(tǒng)思想予以嚴厲的批判。徹底否定傳統(tǒng)，激烈嫌惡庸眾，對本國國民的民族陋習刻薄地譏諷，是魯迅與尼采的共同點之一。（《魯迅、創(chuàng)造社與日本文學》第70　71頁）

在魯迅接受尼采思想這一基本事實上，日本學者竹內好有自己獨到的看法，且有自己獨創(chuàng)的概念。同是接受尼采思想，他認為有兩種不同的方式，一是“回心”，一是“轉向”?；匦模欠鸾陶Z，意思是懺悔過去的罪惡，信奉佛教，從而達到悔改自新。轉向則不同，是改變或轉換自己原有的思想、立場或方向的意思。在日本，“轉向”一語本來指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由于政府、警察的壓制和壓迫，迫使很多馬克思主義者、共產黨員，或者受其影響的青年文學者，拋棄或表示自己的思想的現(xiàn)象?；匦暮娃D變，都意味著“改變”，在這一點上沒有差別。但是，回心是通過“抵抗”而后改變的，而轉向是無媒介地（趨向有支配性、權威性的思想）改變的。在竹內好的論述中，“抵抗”也是一個獨特的概念，就是“固執(zhí)（堅持自己）”的意思。

明白了竹內好的這些獨特的概念，下面伊藤虎丸這兩段剖析就不難明白了：

他（指魯迅）掌握最根本的歐洲精神本身，從某種意義上說，不正是其自身通過內在的國粹精神的“抵抗”才開始成為可能的嗎？前文所述他對歐洲近代精神的“異質性”的驚愕，不正是這“抵抗”的一種表現(xiàn)么？由此可見，魯迅的尼采觀與同時期日本文學的尼采觀之間，似乎沒有理由不承認在本質意義的深刻的程度上，有著明顯的差別。而產生這種差別的根本的理由，我認為也在于前文引用的丸山真男所指出的日本人的“善于領會接受”和魯迅的強韌的“內在國粹精神”之“抵抗”性兩者間的差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