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心以抵抗為媒介，而轉向無須媒介”。魯迅的尼采觀或他對歐洲近代文明的傾倒，并不意味其民族精神文化的“轉向”，而是民族精神的“回心”。這一點，從他對“輕易的融合”、折衷、無批判地輸入新思想的抗拒，和強調了歐洲精神的異質性里面可以看得出來。而且，他的文學作為一個整體，也應當稱之為“民族精神回心的文學”，關于這一點，已有很多的論述。（《魯迅、創(chuàng)造社與日本文學》第71　72頁）

總之，伊藤虎丸的結論是，必須指出，魯迅的思想骨骼，即使在他的“前史時期”也已具雛形，在某種意義上，我認為這已成為貫穿他整個作家生涯的主導。這里說的“前史時期”，是指魯迅的留日時期。也就是說，伊藤虎丸認為，魯迅回國后從事的文化政治活動，都可在留日時期尋找到思想的脈絡。

這樣說，不能說沒有道理。但我覺得，日本的研究者，還是過分強調了日本文化對魯迅的影響。不管在日本期間，尼采的思想對魯迅有多大的影響，要尋按魯迅思想的脈絡，都不能離了前面提到的那兩個方面的影響。只有這三個方面的綜合的作用，才形成了或者說是組合成了魯迅思想的整體。僅僅任何一個方面的思想資源，都無法包容魯迅思想的豐富性或特異性。

魯迅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了尼采思想，不能光憑他早期的那幾篇文言論文中所說的那些話，如《文化偏至論》中所說：“尼之所希冀，則意力絕世，幾近神明之超人也；伊勃生之所描寫，則以更革為生命，多力善斗，即迕萬眾不懾之強者也?！辈还馐恰段幕琳摗?，還有《摩羅詩力說》、《科學史教篇》、《人之歷史》等，也就是收入《墳》中排在前面的四篇文言論文，我們都要辯證地看待。不管怎么說，對這幾篇作品，魯迅是有言在先的。在該書的《題記》中說過：

這是我做的嗎？我想。看下去，似乎也確是我做的。那是寄給《河南》的稿子；因為那編輯先生有一種怪脾氣，文章要長，愈長，稿費便愈多。所以如《摩羅詩力說》那樣，簡直是生湊。倘在這幾年，大概不至于那么做了。又喜歡做怪句子和寫古字，這是受了當時的《民報》的影響；現(xiàn)在為排印的方便起見，改了一點，其余的便都由他。這樣生澀的東西，倘是別人的，我恐怕不免要勸他“割愛”，但是自己卻總還想將這存留下來，而且也并不“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愈老就愈進步。

有人說，這是魯迅的偉大的謙虛。我不這么看，細讀這幾篇文章，作者說的這些毛病確實存在。比如冗長，比如生澀，比如怪句子和古字，歷歷在目。尤其是《摩羅詩力說》這篇，不是簡直是生湊，而是就是生湊。至于文章中的幾個詩人，先前怎樣讓他激昂，怕也不可全信。要保留下來，總得尋個說得過去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