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誕生。與工農(nóng)大眾歡欣鼓舞地迎接新政權的誕生相比，當時知識分子的心態(tài)要更為復雜一點。首先，從內(nèi)心深處來講，他們對新政權是完全擁護的，畢竟這是幾代知識分子為之奮斗的夢想。“為盡快結束近半個世紀以來發(fā)生在中國土地上連續(xù)不斷的戰(zhàn)爭，盡快實現(xiàn)和平；也出于對國民黨統(tǒng)治時期的社會腐敗現(xiàn)象深惡痛絕的切身體驗，知識分子對新政權寄予熱切的期望，同時也真摯地希望自己能為這除舊布新的‘偉大的工作’竭盡所能。建國初期，作家在作品中為新社會勾勒出一幅幅美麗動人的理想化圖景，這是與他們對新政權的希冀和期望聯(lián)系在一起的。”董之林：《舊夢新知：“十七年”小說論稿》，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6頁。但是，在跨入新中國大門的那一刻，除了這種歡愉，縈繞在知識分子心頭的還有一絲隱約的不安，這種不安就來源于他們自身的知識分子身份。所以，當時的知識分子是背著“原罪”意識的包袱開始新生活的。建國后一系列針對知識分子的運動、斗爭證明，這種不安不是沒有道理的。

在這種情況下，以改造與成長為主題的“十七年”知識分子題材小說，與其說是知識分子爭取言說自我的嘗試，還不如說是知識分子對自身姿態(tài)和決心的一種表白。所以，改造與成長的書寫成規(guī)下的知識分子題材小說，對當時的意識形態(tài)話語并不是一種對抗性的存在——盡管對知識分子的書寫在當時是不被主流政治所提倡的。相反，知識分子題材小說用自己的方式參與了當時國家話語的建構。這種方式就是在改造與成長的框架內(nèi)書寫知識分子。

所謂“改造”，嚴格來講存在兩個程序，一是祛除知識分子與生俱來的群體屬性，也就是所謂的“小資情調”，一是融入工農(nóng)大眾的情感，從里到外徹底轉換。改造得以進行的前提，是知識分子放棄自身的精英意識，對工農(nóng)大眾產(chǎn)生頂禮膜拜的心理。所謂“成長”，在此已經(jīng)被抽離了生理學上的意義，而轉換為一種政治上的成熟。小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的許多先天缺陷，比如熱衷自我表現(xiàn)、個人英雄主義、盲目沖動等等，在革命的話語體系中經(jīng)常被表述為“幼稚病”，所以，成長的過程，也就是在政治上漸趨成熟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個小知識分子向一個革命戰(zhàn)士過渡的過程。改造與成長是相生相伴、不可分割的，改造的過程有時候就是成長的過程，比如《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靜、《小城春秋》中的何建平、《鍛煉》中的馬軍、《戰(zhàn)斗到明天》中的林俠、辛為群、沙非、焦思寧等，他們都是在革命的血雨腥風中經(jīng)受了各種考驗，克服了自身的弱點，完成了痛苦的“化蝶”過程。這些作品的時間跨度較大，線性痕跡明顯，因此，所謂的成長也就更接近于我們慣常的意義。而《我們夫婦之間》、《在懸崖上》和《紅豆》等作品，明顯又屬于另外一種類型。在這類作品中，人物的成長與時間幾乎是沒有關聯(lián)的，這種成長，更多地是指一種姿態(tài)的轉變，立場的轉變。李克由開始認為妻子狹隘、保守、固執(zhí)，轉變?yōu)榘l(fā)現(xiàn)妻子勇敢、善良、正直；技術員“我”由被加麗亞迷惑，轉變?yōu)榭辞逅谋举|，認識到自己的錯誤，重又回到妻子身邊；江玫則放棄了虛無浪漫的愛情，雖不乏留戀，但終究與小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齊虹分道揚鑣。這都可以理解為一種成長，是一種否定“舊我”、再造“新我”意義上的成長。在此，《來訪者》是一個例外?！秮碓L者》中的知識分子康敏夫愛上了一個女演員，為了她，他幾度自殺。兩個人走到一起后，為了自私的愛，康敏夫拒絕妻子再登臺從事她熱愛的事業(yè)，妻子棄他而去。在得知妻子有了孩子后，康敏夫又極力地想把孩子據(jù)為己有。“他和那些右派分子，在精神上，是那么相像。他生活的目的，只為了他自己；一切美好的，有用的，他都要占有；他損害別人，滿足自己；占有別人的心，并把人毀滅掉！”這是作者對康敏夫的評價。雖然康敏夫最后的下場是“勞動教養(yǎng)去了”，也可以理解為一種改造，但我們從中已經(jīng)能夠明顯感覺到，這種改造是作為一種懲罰性的措施出現(xiàn)的，已經(jīng)不具有了“成長”的意義?？得舴蛞砸粋€“右派”的身份出現(xiàn)，從而使自己失去了“成長”的資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