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過于一帆風順，未必是件幸事。

他曾經(jīng)被命運之舟搖蕩到天邊的巴彥岱小鎮(zhèn)上來。

這里是維吾爾人村落。

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語言，不同的風俗。起初，他只能和“梁上做巢的新婚的一對燕子”（注：參見王蒙散文集《橘黃色的夢》一書中《薩拉姆，新疆》一文，百花文藝出版社1984年8月第一版。）默默對語。然而，人民是相通的。不論哪一種膚色，哪一個民族，哪一國度，只要是人民，便具有共同的美德。心靈的橋梁溝通了。于是，在那荒唐的歲月，在那風雨飄搖的日子里，他與這里的土地同呼吸，他與這里的人民共命運，平安而又充實地度過了那不可思議的難挨的日日夜夜。

他學會了維吾爾語。然而，他的收獲不止于此——他接觸到了一個不同的文化。他獲得了一個全新的視角。作為一個作家，這是他的福分。他可以從不同于他人的更為廣闊的角度來仰視和俯視人、人生、社會、自然乃至宇宙。他在那里思索著，積蓄著，猶如一泓天然而成的冰川湖泊。

于是，一旦當盛夏的驕陽將某一道冰壩融化，他終于無羈無絆地抒發(fā)著長久壓抑的激情，洶涌澎湃，一瀉千里，宛若天山的雪水，給那山外的世界帶來一片新綠。

評論家閻綱同志在去年寧夏的一次發(fā)言中談到他的創(chuàng)作時說：“王蒙的創(chuàng)作，可以說給我國文學帶來了一種嶄新的文思，從而活躍了我們的思想……”評論家畢竟是評論家，他的此番高論，確是深中肯綮的。而我以為，這一切與王蒙老師在新疆這塊土地上長達十六年之久的生活是密不可分的。

是的，遙想當年，詩圣李白也曾在西域這塊土地上生，在這塊土地上長，從而給中原文化帶去了空前絕后的一代清新豪邁詩風。這塊土地同樣賦予了王蒙。而今，他也正在把他自己獨特的藝術奉獻給祖國、人民。

每見到他，我便要不由自主地聯(lián)想起鷹來。

他是個具有鷹的氣質的人。

是的，他的迅疾，他的機警，他的敏銳，他的自信，完完全全像一只鷹。

一篇《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就使他蜚聲文壇。

一篇《當代作家的非學者化傾向》又震動了整個學術界、文化界。

一篇關于專業(yè)作家體制改革的設想，在全國各地引起一系列改革措施。

一次尼勒克之行，初次接觸哈薩克生活的他，竟然寫出了《最后的陶》。此作譯成哈薩克文，還引來一批效仿者的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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