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小平：這樣的爭論，讓我想起美國作家艾薩克·辛格說過的一句話。他說，看法總會陳舊過時，而事實永遠不會陳舊過時。眼下很多言之鑿鑿的爭論，實際上只是離事實十萬八千里的看法之爭。你前面也提到歌德，他有一句流傳很廣的話：理論是灰色的，生活之樹常青。像你這樣進行創(chuàng)作的同時，對理論或觀念性的思考孜孜以求的作家很少見，何以你會寫下如此多“灰色”的且很有可能是“速朽”的理論思考？或許你對此有不同的見解。

張煒：害怕“速朽”，直奔“永恒”，這樣的聰明也許并不可靠。魯迅當年就一直希望自己“速朽”。對是與非的糾纏，離“永恒”和“長青”是多么遙遠。但就做人來講，這也算一份不能推開的責任，是一種人生態(tài)度，這種責任和態(tài)度本身就是很樸素很自然的，于是也構(gòu)成了“生活之樹”的枝枝葉葉。

傅小平：有人說，我們置身其中的時代，是一個巴爾扎克式的時代，卻沒有出現(xiàn)像巴爾扎克式的作家，并為此倍感困惑。你是否認同這樣的判斷？

張煒：我想，今天再像巴爾扎克那樣寫作，大概已經(jīng)不行了。那樣奢侈地使用文字，現(xiàn)在是不允許的。由于多種媒體的介入，生活節(jié)奏的加快，人們需要更簡要更結(jié)實的文字。這好像是資本原始積累的殘酷時期，但仍然還不是巴爾扎克的時代，因為在精神和科技、物質(zhì)和自然諸多方面已經(jīng)變得完全不同了。文學作為一種精神和思想的果實，再也結(jié)不出與十九世紀相同的那種了，但在雄心和價值、氣概和追求這些方面仍然可以相互學習和比較，問題就在這里。

傅小平：實際的問題在于，眼下作家僅止于比技藝、比水準，并因此覺得自己有足夠的理由去言說巴爾扎克等一些大作家的“過時”。當然以我的觀感，如果以十九世紀法國文學來做一比照，我們置身其中的這個時代更可以說是雨果、巴爾扎克和福樓拜“三位一體”的時代。而今，八十年代那種雨果式的激情已然逝去；九十年代以降巴爾扎克式殘酷的社會描繪，人們已習以為常；福樓拜筆下看似波瀾不驚的“庸?！?，就成了作家們力圖詮釋和表現(xiàn)的愿景。某種意義上，這也是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在當下之所以被特別推崇的部分原因。

張煒：好的作家必定有超越的眼光和氣度，不太受一個時期藝術(shù)潮流及趣味的影響和左右。魯迅當年所謂的盼望是出現(xiàn)一個“兇猛的作家”，意思大概就是指超越的能力和勇氣。其實作家的生命力足夠強悍，就會表現(xiàn)出綜合歸納和居高臨下的理解力，既從自己的時代起步，又能走得很遠。專注于生活的細部是必需的，但這并不意味著讓庸常埋掉自己，不能隨波逐流。

傅小平：當說到文學傳承時，很多寫作者張口就會說出卡夫卡、卡爾維諾、博爾赫斯、?？思{、馬爾克斯?；钴S在當代中國文壇的先鋒作家，多數(shù)也承繼了這一文學脈絡(luò)。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成了先鋒之所以成為先鋒的一個必要的背景。相比而言，你更傾心于批判現(xiàn)實主義文學的“傳統(tǒng)”。這使得你的寫作始終和先鋒文學保持著距離。你怎么理解先鋒，還有先鋒與傳統(tǒng)之間的關(guān)系？

張煒：我同樣算是比較熱衷于這個時期的現(xiàn)代主義作家作品的一個寫作者，說到底這種閱讀是不能回避也不能偏廢的。我只是強調(diào)我們需要十九世紀藝術(shù)與思想的參照，要拉大我們的精神坐標。當代的“先鋒”如果離開了這種參照，就會流于簡單的模仿，變得單薄，也難以走遠。實話說，在市場和消費主義的召喚下，哪里還會有什么“先鋒”。真正的先鋒是勇氣，是對于藝術(shù)和思想信念的頑固堅持，是一根筋。偽先鋒是不需要傳統(tǒng)的，因為現(xiàn)學現(xiàn)賣完全來得及，而不需要在一個更大的藝術(shù)和思想坐標里思悟和整合。偽先鋒說到底仍然是商業(yè)主義的一部分，是與商業(yè)投機屬性相一致的寫作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