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論文學期刊，那時政治部創(chuàng)辦的《軍中文藝》，中國青年寫作協(xié)會創(chuàng)辦的《幼獅文藝》，張道藩不能影響。師范等人主編的《野風》，崇尚純文學；平鑫濤主編的《皇冠》，初期偏重綜合性商業(yè)性；藩壘主編的《寶島文藝》，程大城主編的《半月文藝》，都有自己的理念。孫陵主編《火炬》，高舉反共文學的大旗，奈何壽命太短。想來想去，穆中南在一九五二年創(chuàng)辦的《文壇》投入最多，時間也最長久。

一九五○年三月，國民黨成立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簡稱文獎會），張道藩主持，可以算是“五十年代反共文學”時期之始，可是“反共文學時期”并沒有許多人想象的那么漫長。

一九五五年發(fā)生了一件事。這年五月，舞蹈團體得到文獎會贊助，舉辦民族舞蹈競賽，場地借用臺北市三軍球場，位置正對“總統(tǒng)府”大門。有人檢舉，得獎的表演節(jié)目中有蘇聯(lián)作品，不得了！那時正值所謂“白色恐怖”的盛年，你在文章里引用馬克思一句話都是大罪，怎有文藝運動的領導人，大模大樣在“總統(tǒng)府”門前，眼睜睜看他演出蘇聯(lián)舞蹈，而且還出力出錢支持！張道藩立刻向中央黨部提出辭呈，并推舉陳雪屏接手，陳雪屏也立刻表示不干。

據(jù)說所謂蘇聯(lián)作品，實際上是新疆少數(shù)民族的舞蹈。新疆和蘇俄接壤，文化交流頻繁，也許受了些影響，可是這種事哪里說得清楚！張道公只有辭職表示負責。他是向蔣公辭職次數(shù)最多的人，他效忠領袖，但是不能厚結領袖左右以自固，他只有不斷辭職測驗領袖對他的信任，測驗他可以工作到何種程度。

依慣例，辭職就是辭職，等上面要你推薦繼任人選，你才可以多說兩句。張道藩迫不及待提出陳雪屏，據(jù)說是防范有人見縫插針，他心中有假想敵。蔣氏對他的辭呈既沒有批準，也沒有召見慰留。事不可為，但是也不能撒手，“文獎會”這輛車進入牛步前行尋找車位的狀態(tài)。

拖到第二年七月，“文獎會”停辦，十二月正式結束，象征“黨部掛帥”的時代逝去，政治意義上的“五十年代反共文學”，事實上恐怕是到此為止。一九五五年一月，老總統(tǒng)金口玉言交下“戰(zhàn)斗文學”，文壇的響應只有理論和方案，沒有樣板作品。再過幾年，沈昌煥擔任中央黨部第四組主任，曾經(jīng)提倡“愛國文學”，文藝界并無回聲?，F(xiàn)在有人認為國民黨對文藝“由明白的操控轉為暗中操控”，我總覺得國民黨放棄了推動反共文學成為主流的野心，反共文學失去政治專寵，成為“一般”文學作品的一個門類。鳳兮說，社會變了，戰(zhàn)斗文學是緣木求魚。

黨部掛帥的反共文學究竟有沒有成就？應該有。遙想五十年代，因為內(nèi)戰(zhàn)，中國大陸的文學創(chuàng)作停頓了，因為廢止日語，臺灣的文學創(chuàng)作中斷了。從文學史的角度看，反共文學延續(xù)創(chuàng)作行為，填補空隙，承先啟后。往遠處看，它替后世作家保存了許多特殊的素材。王藍的《藍與黑》、楊念慈的《黑牛與白蛇》、田原的《古道斜陽》《松花江畔》，能夠拍電影，拍電視劇，能夠在三十年后“市場掛帥”的時代依然上市；潘人木的《蓮漪表妹》也重新發(fā)行，一九九六年，香港《亞洲周刊》邀請兩岸三地的專家學者評選“二十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王藍的《藍與黑》上榜，反共文學也有它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