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運動啟動后，對俞平伯負面的匯報始終不斷，其中最突出的是他所表露的委屈不平的情緒，如俞說：“權威也不是我自封的，文章也不是我自己要寫的，是為了社會的需要，是報紙、雜志要我寫的。為了應付他們，才隨便寫了些文章，接著問題也來了，現(xiàn)在悔之晚矣?！蔽膶W所總支分析話語中的潛臺詞是：“你們把我捧起來，現(xiàn)在又批評我，是有意的打擊，我不應該做典型。”

俞再三強調自己所做的多是古籍整理和考證工作，不必用馬列主義。他憎惡外界有人說他是“偽裝”“背進步包袱”，他說：“我做整理工作，自覺很仔細，很認真，沒有錯誤。我原來就沒有運用馬列主義研究，為何要批判？”

權威性一下子被打倒，他的挫折感是很強烈的。他說：“三十多年來的研究一場空，學術上被全部否定，一切都空了，再也抬不起頭來。”他曾向人說風涼話：“這次批判，我的書反而一賣而空，真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黨總支對此予以評論：“這是一種幸災樂禍的消極抵抗?！睋本┦懈咝｜h委了解，俞平伯所著的《紅樓夢研究》一書在北京市面上已買不到，胡適寫的《胡適文存》、《白話文學史》等書籍在舊書攤上均漲價三分之一。

1954年10月全國文協(xié)召開座談會，俞平伯出席并作了檢討，與會者反映其發(fā)言態(tài)度還算誠懇。但文研所10月28日討論時，俞平伯卻躲避在家中未參加，只是委托好友、同所研究員余冠英在會上轉述其大意：“我贊成這個運動，并沒有誤解這是對我個人，而且我要寫文章，把我三十多年來研究《紅樓夢》的工作總結一下，看看有多少錯誤。直到現(xiàn)在我對《紅樓夢》的正式研究尚未開始，而亂寫文章是由于社會需要，現(xiàn)在悔之晚矣?！彼麑蠹埳习l(fā)表有關胡適與他往來的文章有顧慮，認為這樣容易引起誤解，以為他有政治問題。（見市高校黨委1954年11月11日《討論紅樓夢問題的各校動態(tài)》）

俞平伯此時最害怕的是在政治上被否定，怕被人說成是反動的胡適思想的代表人物。因此他幾次在會上替自己極力辯解，覺得對自己的批判方向不對頭：“胡適對我并沒有多大影響，與其說胡適對我的影響大，不如說周作人對我的影響更大些?！?/p>

俞平伯還私下披露，助手王佩璋所代寫的文章，有些看法也并非王佩璋自己的意見，而是胡喬木的意見。

黨總支分析說：俞身邊的落后分子說了一些挑撥的話，對俞也有不利的影響。如曾參與出版《紅樓夢辨》的文懷沙說“這是官報私仇”，而吳同寶則披露：“黨內有名單，準備有計劃的打擊，第一名就是你?！边€有人表示：“你拿的稿費太多了，所以要批判。”其實這些言談都是私人性質，但很快均被單位總支所掌握，可見黨組織對俞及其社會面的控制和了解是很全面和有效的。

在1954年底北京市委致中央的《關于北京市高等學校教師對批判紅樓夢研究中資產階級觀點的思想情況的報告》中，集中匯報了高校黨內外、特別是文史哲教授的最新動態(tài)，也首次談到知識界部分人士對運動的異議和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