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洱的小說中，體現(xiàn)普通話對方言的擠壓最顯著的例子，是對葛任內(nèi)心隱情的拒斥。作為一個知識分子，葛任似乎天然需要有較之庸眾更為廣闊的私人話語空間（即方言）。他逃往大荒山，遠離革命陣地其實就是為了給自己贏得這一空間，他在那里潛心寫作《行走的影子》，回憶自己的一生，以打發(fā)最后的日子?？梢哉f，那段時間才是葛任最幸福的時光。但作為一個頗有經(jīng)驗的革命家，他懂得普通話和普通話所代表的歷史倫理敘事遲早要找上他，要讓他為此作出犧牲，并創(chuàng)造出普通話的語義空間所要求的歷史。是的，他肯定懂得“以天之高，而不敢舉首，以地之厚，而不敢投足……以六合之大，匹夫之微，而一身無所容焉” 的凄涼含義。葛任的死，不僅是歷史倫理敘事和愛與死的倫理學(xué)所致，也是方言與普通話之間的對抗所致。葛任的自傳《行走的影子》最后被范繼槐以保護葛任名節(jié)的名義化為灰燼，正可謂普通話對于方言的權(quán)威性的鮮明“意象”。

假如說講述中使用的主體方式是普通話，講述的時空形式是普通話化了的時空形式，在具有集體性的同時，也具有概括、總結(jié)和解釋能力的抽象性（即一切時空都是普通話化了的時空，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性質(zhì)相若），考證就是想動用對“對角線圖”的醉心沉入，逼迫歷史具有方言化的時空形式，也就是說，最終將葛任的心路史全景圖從普通話的時空形式中層層剝離出來。很顯然，小說在這方面失敗了，但這方面的失敗，恰好合乎邏輯地、深刻地證明了小說本身的成功。

葛任死了，進入了他所謂的“大休息”境地，徹底拋棄了普通話和方言對他的分裂性裁判，也放棄了歷史倫理敘事、愛與死的倫理學(xué)和私人性的愛對他的爭奪。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在“大休息”之后，有關(guān)他的歷史的花腔化仍然還在繼續(xù)進行。李洱的長篇小說就是這方面最近的范本。對于葛任和葛任所代表的每一個人的歷史的花腔化，還得進行下去，至少我們現(xiàn)在還看不出有絲毫止歇的跡象。

2002年1月1日-13日，北京豐益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