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對普通話表達歷史和創(chuàng)造歷史最生動、最細致入微的表述，當(dāng)然也是最驚心動魄的表述。愛與死的倫理學(xué)、歷史倫理敘事在其中的作用清晰可辨：從阿慶滔滔不絕、自鳴得意的講述中，我們看出了語言的縱欲術(shù)和聲音的縱欲術(shù)在如何構(gòu)成、折射或體現(xiàn)愛與死的倫理學(xué)以及歷史倫理敘事的偉大權(quán)威性。但也正是從阿慶的講述中，我們確實窺見了歷史的花腔化特性：它確實在撒謊，扯淡，有意掩蓋真相。這個被遮掩起來的真相正在于：阿慶的真實身份是打入軍統(tǒng)的共產(chǎn)黨員，他如果救不了葛任，他就只有死路一條；而如果阿慶看了白圣韜從延安帶來的對葛任進行“零”處理的密令的話——白圣韜毀了那封信，因為白圣韜才真正想搭救葛任——他也就不會這樣創(chuàng)造歷史了，他肯定會改用另一種可以想見的方式來“書寫”歷史。這不正是歷史的狂歡化和人對它有意識的馴服、利用又是什么呢？

但方言依然存在。方言是純個人的語言，是語言中的個人主義，是表達個人內(nèi)心最真實的語言。它是竊竊私語式的，甚至是自言自語式的。它在很多時候甚至是拒絕傾聽的。盡管普通話無處不在——因為歷史的花腔化和歷史倫理敘事寄居在可以想見的所有時空形式之中，但方言也無處不在。據(jù)說甚至連蜜蜂的語言中也有方言，當(dāng)然，先在條件是蜜蜂也有可通用、可公度的普通話。 假如說普通話是權(quán)勢的、權(quán)力的話語，是對歷史“權(quán)勢”的最好表達，是看似有序的噪音，方言就是弱者的心靈話語，是最深厚、最個人化情感的秩序化言說。它不是噪音。說到底，即使是強人也有軟弱的時候，即使是強人在制造普通話來制造歷史的時候，作為活生生的個人，他也需要方言來表達自己的內(nèi)心隱私。如果說普通話是擴張的、外向的、處于中心的，方言無疑就是內(nèi)心的、收斂的、處于邊緣的。由于歷史的花腔化、歷史倫理敘事的巨大作用和它們天然就具有的“無情”特性，普通話擠壓、威脅方言以期維護自己的權(quán)威性與合法性，就很容易得到理解。

阿慶在講述中耍盡花腔，為了洗刷自己，不惜把一切罪行都推到早已作古的老熟人宗布身上。當(dāng)然在完成這一行為的過程中，他充分動用了普通話的巨大威力，充分利用了普通話在訴說歷史事件時的巨大作用，也充分利用了普通話在聽他講述的“革命委員會”成員那里天然存在著的“可信度”。但在私心里，阿慶卻覺得很對不起宗布，盡管他這樣做的另一個目的確實是為了葛任身后的名節(jié)。第四敘事人從他掌握的檔案庫中，調(diào)出了阿慶藏在枕頭下的日記：

今天，審查組的同志們找我，了解葛任同志最后的英雄事跡?！也坏貌惶岬搅俗冢ú迹７凑冢ú迹┰缇突绎w煙滅，死無對證了，俺發(fā)揚痛打落水狗的精神，將他臭罵了一通。宗布，若你地下有知，一定要體諒我。我對不住你，我給你叩頭了。不說那么多了，因為咱們馬上就要見面了，我會當(dāng)面（向你）賠罪的，我會割耳朵（為你）下酒的。我會讓你知道，這都是為了葛任好……到了那邊我就啥也不怕了。吃飯吃稠，怕它算，吃飯吃稀，怕它算X……

這顯然是方言在暗中對抗普通話的有效方式之一，它既讓我們看到了歷史的花腔化在大勝利中的小失敗，也讓我們窺見了私人性的愛，在怎樣暗暗對抗愛與死的倫理學(xué)。順便說一句，阿慶之所以要把日記本藏在枕頭下，正說明方言在某些時候——尤其是在普通話大力擠壓和排斥方言的時候——是拒絕傾聽的。這和周倫佑在《談?wù)劯锩芬辉娭兴^“英雄臨死前振臂高呼：/‘毛主席萬歲！日記本在枕頭底下’！”顯然大不一樣。因為后一種掩藏在枕頭底下的日記本記載的恰好是普通話，是帶有方言體溫卻渴望走出枕頭底下的普通話。是被方言包裹住的小小的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