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8世紀和19世紀，死亡率也沒有降低。當時有一首歌謠很流行，小孩跳繩時都會唱：

祖母，祖母，

告訴我。

我究竟

能活幾歲？

一歲，兩歲，三歲，四歲……

很遺憾，許多兒童的壽命還沒有跳繩的個數(shù)多。小孩被叫去給同齡人送葬，肩上扛著小棺材走街串巷。這是個倒霉差事，要走很長一段路才能到墓地，他們一定很害怕，不比我目擊小孩墜樓時遭受的驚嚇少。

意外發(fā)生的幾個月后，女童子軍組織隊員前往本地消防隊參觀。我鼓足勇氣，向一名消防員打聽那個小女孩的情況。“糟糕透頂。”他搖了搖頭，絕望地盯著地面。

我不太滿意他的回答。我想繼續(xù)問：“是他們沒有撿回她丟失的器官那么糟糕，還是傷得不輕的那種糟糕？難道說她還活著？”

我的確不知道她是死是活。我太害怕，沒敢追問下去，但這個問題很快就不重要了。也許有一天奧普拉會邀請我上節(jié)目，一邊劇烈地揮舞手臂，一邊大聲宣布：“凱特琳，雖然你不知道，但是那個女孩還活著！她就在現(xiàn)場！”但恐懼的種子早已在我心里扎了根，誰也改變不了。我開始出現(xiàn)幻覺，哪里都能看見死神。那是一個身穿斗篷的暗影，總徘徊在我的視線邊緣。每當我想要直視它時，它就消失不見了。

班里一個名叫布萊斯·橋本的學生得了白血病。我不太清楚這是一種怎樣的疾病，但一個同學告訴我，得了病的人會不停嘔吐，直到斷氣為止。聽他這么一說，我立刻斷定自己也染上了白血病，體內(nèi)正慘遭病魔折磨。

對死亡的恐懼令我想要奪回控制權(quán)。我堅信自己必須討好死神，證明自己是它的摯愛之一。

我開始通過強迫動作和儀式化行為減少焦慮感。父母隨時會死，我也隨時會死。我需要把一切做好——計算、拍手、觸摸、檢查——這樣才能保證萬物平衡，不讓死亡找上門來。

我的行為標準雖然隨意，但還算理智：喂狗之前，繞著房子連續(xù)走三圈；走路時只踩枯樹葉，躲開新樹葉；查看大門是否鎖好，反復檢查五次；從三英尺外跳上床；穿過購物中心時屏住呼吸，免得有小孩從樓上掉下來。

校長給我父母打電話，通知他們來學校談?wù)劊?ldquo;道蒂先生、夫人，你們的女兒總是往自己的衣服上吐唾沫，我們有些擔心。”

有好幾個月，我都低著頭，讓口水流到衣服上，濕漬慢慢擴大，像第二個領(lǐng)口似的。我也不明白自己為什么做出這種舉動。我可能覺得，不把口水滴到衣服上是向宇宙神靈宣告，我不在乎自己的生命，你們隨時可以把它奪走。

有一種治療強迫癥的方法叫“認知行為療法”，通過將患者暴露在引發(fā)其痛苦或恐懼的環(huán)境中，讓其認識到，即使不進行儀式化行為，糟糕的事也不會發(fā)生。但我父母那輩人覺得，只有瘋子和變態(tài)才需要心理治療，他們可愛的八歲女兒用不著（其實我剛剛往領(lǐng)子上吐了唾沫，并強迫自己用手指敲灶臺）。

隨著年齡的增長，我不再癡迷于死亡，儀式行為也悄然而止，而且再也沒夢到過小孩墜樓的場景。為了讓自己好過點兒，我拒絕承認死亡對我產(chǎn)生的影響。每當我情緒低落，憂傷隨之而來時，我都嚴格抑制自己的情感，并為內(nèi)心的脆弱而大為惱火。我無情地痛罵自己：你過得比誰都好，既沒挨過餓，又沒挨過打，雙親還健在；和別人的痛苦比起來，你的根本不值得一提，你分明就是一頭嘰嘰歪歪、無足輕重的母牛。

我有時會想，如果能直接認識死神，生活會有什么不同。也許我會坐在他身邊，和他握握手。他也許會說，他是我的親密伴侶，我的一言一行都將聽命于他，并提醒我：“你早晚得去喂蛆。”說不定我們能成為朋友。

那么話說回來，像我這樣的好女孩，為何要在西風這種陰森的火葬場工作呢？那是因為我想對八歲時候的自己做出補償。由于恐懼，那個小女孩徹夜不敢入眠，蜷縮在好幾床被子下面，堅信只要不被死神看見，死神就不會把她帶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