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杜甫詩《寄彭州高使君適、虢州岑長史參三十韻》中有兩句，一直沒有受到特別的關注：“更得清新否？遙知對屬忙。”“清新”是杜甫論詩的理想風格之一，這里不必細論，我只想重點分析“對屬”二字的意蘊?！皩佟币话愣己喪〉亟忉尀椤皩φ獭?，如李商隱《漫成五章》之一：“沈宋裁辭矜變律，王楊落筆得良朋。當時自謂宗師妙，今日惟觀對屬能”，“對屬能”意思就是“裁辭”而“得良朋”?！皩佟庇肿鳌皩賹Α?，《新唐書·宋之問傳》說“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密”，元稹《唐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并序》說杜甫“鋪陳始終，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shù)百，辭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抖旁婄R銓》引李因篤云：“對屬有二義，詞欲其對，情欲其屬也。若詞對而情不屬，雖工無益?！边@釋義很有問題。我以為，“對屬”都是就排比文字而言，只不過兩個字職有分司?！皩佟笔沁B綴，是一個字接一個字地黏合起來，是一線貫注的；“對”是對仗，是此一詞與彼一詞、此一句與彼一句遙相呼應，是兩線平行的。也就是說，“屬”是上下的關系，“對”是左右的關系。詩人每一次措詞都應該有方方面面的全盤考慮，艾略特對此體會極深：

一個詞的音樂性，可以說，是在一個交點上：它首先在于這個詞跟前后相鄰的詞的聯(lián)系上，以及跟上下文中其他詞的不確定的聯(lián)系上；還在于這個詞在此一上下文中的直接意思跟它在別的上下文中的所有其他意思，加上這些別的意思之間或多或少關涉著的這另一種聯(lián)系上。

尚未深諳藝事的人，總是以為寫作就是找到與客觀物像或主觀情思相符合的文字。連艾略特早期論詩提出來的“客觀對應物”一說，也不免過多地傾斜到文字與世界、與心靈的關系上。他認為，“用藝術形式表現(xiàn)情感的唯一方式是去尋找一個‘客觀對應物’；換句話說，也就是一組事物、一種情境和一串事件等表現(xiàn)特定情緒的公式；這樣一來，一旦給出終結在感官經驗中的各種外在事實，特定的情緒就立刻被喚醒?！钡沁@“一組事物、一種情境和一串事件”，是否與落實到文字的物質存在相符，或者說，內在情緒是否與外在事實相符，是無法檢驗的。艾略特后來果然不再講他的“客觀對應物”了，也不再持“感覺的分化”（dissociation of sensibility）之類無從對證的論詩標準，他大概終于認清了一個事實：一首詩本身就是一個自我生長的有機體。

關鍵不是“言之有物”，而是“言即是物”。所以，文字本身也有其活的邏輯：每個字的使用與其說由它的內涵所決定，還不如說更多地是由詞性、音色、輕重、粗細、出處，以及與別的文字之間的關系所決定。在中國古典的駢偶文字中尤其容易看出這一點。顧隨說得好：“詩中對仗，文中駢偶，皆是干連，而非發(fā)生。所以中國多聯(lián)想而少思想。”“聯(lián)想”是“文生文”，“思想”才是“情生文”。宇文所安闡述得更透：“對句雖然總是表現(xiàn)實際世界，但它基本上是一種抽象關系的藝術。”因為在對偶的藝術中，不是新鮮的體驗給文字以活力，而是文字“依靠詩句間的相互關系而獲得生命力”。杜甫十分了解他的詩友們所從事的工作的性質，“遙知對屬忙”，就是忙于用一個字粘住另一個字，在聲音和意義之間找尋最恰當?shù)钠胶夂蛯ΨQ，務期“婉附”和“精密”：

詩人就這樣被這些語言材料所糾纏，他不得不同時考慮聲音和意義兩個方面；不但要滿足和諧和音樂性，而且要滿足不同的智力和美學條件，尚且不論約定俗成的規(guī)則……

這個繁忙的“對屬”工作，就是艾略特所說的，“篩濾，組合，構建，抹擦、校正、檢驗”，也就是瓦雷里所說的，“一部作品是長久用心的成果，它包含了大量的嘗試、反復、刪減和選擇?！边@是尋找文字的恰當組合的工作，因為語言的某些組合可以產生別的組合所不能產生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