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每一個十字架下都埋藏著一部長篇小說——雨果這一說法,針對的僅僅是文學(xué)。事實上,文學(xué)在歷史面前是蒼白的。文學(xué)因其虛構(gòu)的特征,似乎弱化了苦難的嚴肅性和沉重。在我們的土地上,歷史,從其誕生之初,肩負的就是文史哲乃至宗教的使命。
一個人的生與死,并非華麗的文學(xué)所能概括,其生存背景才是歷史的領(lǐng)土。每個人都將最終消逝,無論早夭或者壽終。但是留下墓碑的永遠只是少數(shù),而一望無涯的孤墳卻如遍地荊棘般刺疼我們的眼睛。更可悲的則是填溝轉(zhuǎn)壑的無名之死,連骨殖都未曾開出花來。
命運予我寒薄,而立未幾則已親長盡逝,使我得以在淚干眼枯之后,平靜地檢索他們隱忍平生的坎。我將父系和母系家族的跌宕,置于20世紀之大背景下考察時,驚悚地發(fā)現(xiàn),一切都像在劫難逃般的宿命——他們不可避免地要卷入戰(zhàn)爭、政爭與黨爭——這也幾乎是中國多數(shù)世家的相似命途;家族往事之戲劇化,并不更悲于整個華族的酸辛。
整整幾代人的追求、背叛、搏殺與幻滅,都在現(xiàn)世的升平花腔中湮沒無聞了。如果沒有民間私史的刊刻流布,則無數(shù)歌泣生動的先人,仿佛從未經(jīng)過斯世。而那些割頭戮頸慘絕悲烈的疼痛,很容易就被正史掩蓋而為來世淡忘。
竊以為,不長記性的民族是可恥的。當海量無辜的死亡連姓名都無存之時,美與善變得毫無意義,惡行也都被提前原諒。善惡即便難以在當世分享獎懲,原則上也應(yīng)該被歷史鑒定榮恥。否則,惡無忌憚,輒善亦不被鼓勵矣。那這樣的民族,又何德何能進化于世界?
四
沒有文字的民族是可憐的,如我的父系巴人土家族——其歷史徒余傳說。有文字而不許真實記錄的民族,則是可恨的,蓋因它在退化人類的品質(zhì)。沒有文字的語言,絕對無法永久流傳。不能真實紀事的文字,則喪失其造字之初令鬼神夜哭的尊嚴屬性。語言文字是思想的物質(zhì)外殼,當這種外殼被歪曲甚或閹割時,思想必然萎縮,族性亦將愈加猥瑣。
三千年以來,華夏各族之烈烈志士,皆求以文字固化記憶,此乃為天地存心也。司馬遷曰——“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此人皆意有所郁結(jié),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倍@一切,其根本價值原在“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
長歌當哭,溫故知新,紀史的內(nèi)在動機是要抵抗遺忘和歪曲。任何一個民族的記憶,都不僅僅是由官修正史所構(gòu)成——在那里,太多的秘辛被曲意掩藏和改寫。我在我的閱讀里發(fā)現(xiàn),更為滑稽的是祖國的古史,都似乎要比當代史清晰,有無數(shù)前人的野史筆記在那里印證。然而今天,一個家族的親歷都往往變得撲朔迷離,更不要說一個國家的編年大事記,其中竟然充斥了無數(shù)虛構(gòu)與抹殺。
于是,我想借由對過往親友的命運檢索,來揭示20世紀平民生活史的一斑。任何政治史都只是虛張的宏大敘事,只有在這些具體姓名背后的遭際,才可能更多地窺見我們曾經(jīng)走過的歲月本相。
事實上,這樣刻骨銘心的家史,不獨吾家特具。我經(jīng)常在酒肆邂逅的野老遺民口中,知悉更多系骨裂肉的慘痛。大地深雪,埋葬了太多無辜。竹帛難罄的遺事,荒蕪在黃土壟上。這樣的復(fù)述,于我并非艱難,只須秉承天良,便足以還原那些破碎的陶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