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9月29日，獻縣有關部門工作人員，在宋滿倉、宋延州兩兄弟有爭議的宅基地原址，挖地四米，挖出老墻地基，挖回了崔盤格家的合法權(quán)益……

崔盤格沒有因為兩個官司由輸?shù)节A的依法糾正而停止上訪，她堅持要用上訪來追問：為什么在明明我占理的情況下，鄉(xiāng)政府作出錯誤裁決，市縣法院還用司法程序?qū)㈠e誤的裁決固定下來？我反復上訪，是為討還公道，公道討來了，為什么公安機關對我的九次行政拘留不予撤銷？我為什么上訪？因為我冤，法院的兩次糾錯判決，不是證明我受冤了嗎？我受冤上訪，站在“有理”的高地，為什么要對我行政拘留？

到省公安廳上訪，崔盤格就是要將追問進行到底。在拿到公安廳領導“請滄州市公安局依法處理”的批示后，崔盤格來到滄州市公安局，結(jié)果就發(fā)生了10月11日下午那一幕。

我在聽了獻縣公安局負責同志的匯報后，心情是沉重的。

毋庸諱言，崔盤格上訪是被逼出來的。如果發(fā)生在1980年那起親哥倆的宅基地糾紛，村干部或鄉(xiāng)干部組織人員挖地四米，后續(xù)的兩家壘墻斗毆、崔盤格的反復上訪被九次行政拘留，還會發(fā)生嗎？作為法院的民事裁決，當然是誰主張誰舉證。但如果在主張和舉證之間，加上走訪，加上實地查看，加上請基層相關部門幫助核實查清一些問題，加上調(diào)解撮合，還用得著兩次開庭去拍驚堂木嗎？由此看來，“三個百分之八十”的判斷，會不切實際、會離譜嗎？

因為崔盤格上訪案觸發(fā)了我沉重的思慮糾結(jié)，調(diào)度會上，我問大家：在座的諸位，你們的家人、親戚有上訪的嗎？

大家都不作聲。

我說，我相信你們沒有。我也一樣，我家雖然在湖南農(nóng)村，但因為我能找到湖南方面的關系，家里有點事，找人說說，不要求偏袒，就要求公正處理，也就處理好了。崔盤格就不同了，她沒有這方面的關系，也沒有門子可托，只能靠上訪去呼喊。試想一下，但凡她有一個村干部作靠山，或有一個親戚在鄉(xiāng)里當干部，她的事不早解決好了嗎？她還會踏上這漫長艱辛的上訪之路嗎？

深入到崔盤格的上訪案件之中，使我看到這樣一個現(xiàn)實問題：上訪群眾是生活在社會底層的群眾，他們遇到涉法涉訴問題，很難找到說話管用的人幫他們說公道話，他們唯有通過上訪、越級訪，甚至鬧訪，驚動上級或大官，作出批示，讓法律和事實這個巨人，站到他們身邊，為他們討還公道。

那次調(diào)度還研究了化解崔盤格上訪的具體措施，問題聚焦在九次行政拘留該不該撤銷上。這涉及法律規(guī)定，我作為省委政法委領導，也不能在法律問題上拍板，只能由政法部門依法解決。

但是，自己糾正自己的錯誤很難！

崔盤格仍然上訪。2007年1月11日，崔盤格再次到省公安廳上訪，信訪接待室的同志苦口婆心做工作，崔盤格就是不聽，硬是要見省公安廳為她的案子作過批示的領導，并闖公安廳大門，與值勤的武警官兵發(fā)生沖突。據(jù)此，滄州市公安局決定對崔盤格進行勞動教養(yǎng)。

得知這一消息后，我給滄州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周愛民打電話，想聽聽他的看法。周愛民是個大明白人，他接任政法委書記時間不長，對崔盤格上訪案的情況不了解。但在聽了我的簡要介紹后，立馬表示親自過問，妥善處理。

沒過幾天，告我的信送到了時任省委書記手里，告我袒護對崔盤格作勞教處理，并陳述了必須對崔盤格進行勞教的態(tài)度。省委書記把信批給省委常委、政法委書記，政法委書記則批給我。領導相信我不會亂來，批過來就是叫我“閱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