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所寫的《談詩》（一九五六）、《談詩第二集》（一九五七）、《談詩第三集》（一九五八）和《學習新民歌》（一九五九），是我最早接觸到的詩歌理論著作。里面有不少批判文章，父親在“文革”中已經一再對我說不該寫的，其他文章現在看來所談也不算特別深入，但是其中對若干詩作（特別是幾首唐詩）的具體分析，卻給了我很大啟示，以后我讀古人的詩話、詞話，悟得文學批評的一條路徑，就是由打讀父親這些文章起步。父親教過我寫小說，寫詩，卻從未教過我寫文章，他的文章的布局和行文與我也不特別合拍，但是上述這一點的確是效法他的。換個說法，父親教給我一種細微體會的讀書方法，無論以此讀詩，還是讀別的東西，都很適用。

父親寫詩很快，但總要反復修改，這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隨意寫詩，刻意改詩”。他留下幾個寫詩的本子，上面用不同顏色的筆寫滿了修改字樣，有時一首詩經過多次修改，最初寫的剩不下一句半句了。這是父親在藝術上特別認真之處。除了《如逝如歌》，我寫詩大都很粗疏，曾經多次為他所批評；我明白反復修改的意義，是在很久以后。至少對我來說，有相當一部分語感是靠修改得來的，放棄修改也就是放棄語感。古人說“吟安一個字，捻盡數莖須”，何以要談到“安”呢，實際上就是獲得了語感的最佳狀態(tài)。父親對我最大的影響，即在上述這三方面，即對藝術底線的恪守，細微體會的讀書方法，和反復修改的創(chuàng)作習慣，我因此而終身受益。

關于所讀到的父親的作品，不妨多說幾句。父親有兩部敘事長詩的稿子迄未出版，其中《奔流》寫在一九六四年，有七千多行，內容我已記不真切，他自己后來也不大提起；《丁家寨》寫在一九五九年，有四千多行，描述三十年代四川農民的一場暴動，現在我仍然覺得，這部作品當年因故未能印行實在可惜。這是父親根據他一九四九年出版的同名三幕五場詩劇重寫的。家里有一部這后一稿的油印本，我多次閱讀，知道真是父親的用心之作。說來我試驗過多種文學形式，惟獨不曾練習寫作敘事長詩，不過從讀《丁家寨》起，倒是讀了不少此類作品，比方普希金與拜倫所寫的那些。一九七九年我曾勸父親想法子把《丁家寨》發(fā)表出來，他看了一遍說應該略加修改，但是只改了一個頭兒，就放下了。他去世前夕，有一次我提起這部稿子，他很是黯然，不勝惋惜。父親六十年代還寫過一部長篇小說《三個紅領巾》，主人公是一個鄉(xiāng)村女教師，這稿子是我當年的重要讀物，我寫小說也以此為學習對象。閱讀父親作品對我的幫助可能還要大于他親自給我的指教。一九八○年他應一位編輯朋友（就是看過我的《楓葉胡同》的那位）之約，把這小說修改一過，更名《兩個與三個》，準備出版，但這朋友在松花江游泳時突發(fā)腦溢血死了，出書的事情也就耽擱下來，現在連稿子也不知下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