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到父親和我在文學上的關系，“師友之間”其實是最恰當不過的話，而具體說來，大約以八十年代初為界限，此前我們更像師徒，此后則更像朋友。父親曾經(jīng)非常正統(tǒng)，無論思想意識，還是文學觀念，可以說除了始終重視美之外，他原本是那個時代里一個合乎要求的“文學工作者”。八十年代初我思想上發(fā)生一些變化，接受了現(xiàn)代派的文學觀念，于是與父親不復一致。我寫過許多信陳述我那些越來越離經(jīng)叛道的看法，還曾寄了許多現(xiàn)代派作品請他閱讀，其中包括后來他取法頗多的意象派和超現(xiàn)實主義的詩作。主要是由于際遇的變化，其次是因為我的勸說，父親在八十年代中期藝術觀念發(fā)生了根本變化。當然也還有來自別處的影響，譬如沙蕾四十年代寫的那些詩。關鍵有兩個問題，一是寫什么，一是怎么寫。后一問題具體說來，就是是否要放棄八行詩。父親七十年代用八行詩寫出很多精品，一九八一年出版了一本《梅》，但此后就進入衰落期了，寄來的新作，特別是寫所謂“農(nóng)村專業(yè)戶”的詩，我覺得實在不好。一九八五年十一月，我去成都出差，他特地從重慶趕來，都住在詩人王余家，但王余并不在，是他的兒子王曉星接待的，我們共談了十天，以后父親在《從八行詩到“新體”》中說：“我創(chuàng)作上發(fā)生重大突破的契機是一九八五年冬在成都與方晴的一次長談，結果是我從此放棄了八行體詩，而開始寫我自稱為‘新體’的現(xiàn)代詩?！狈艞壈诵性娭皇潜砻娆F(xiàn)象，實質(zhì)是放棄了傳統(tǒng)的描摹現(xiàn)實的創(chuàng)作方法，主要表現(xiàn)對象由客觀世界轉向了自己的內(nèi)心世界，特別是情感世界。這里我的確起過一點作用。說來也有意思，我的藝術觀念更新了，成果最終不是落實在自己身上，卻落實在父親身上。我自信是父親最好的一位讀者，確實知道他寫詩的才華，我不愿意這才華被埋沒了，而希望能夠盡最大可能地表現(xiàn)出來。如果說我與文學前后打了那么多年的交道，也有過一點貢獻的話，那就體現(xiàn)在這里了。

父親是異常聰明的人，在成都我們剛談出個眉目來，他已經(jīng)開始寫“新體”詩了。此后的九年時間，他共寫了七百多首，而且越寫越好，最后的組詩《尋人記》，我以為堪稱中國新詩史上的杰作。長詩《一個花蔭中的女人》也是非同凡響的。這期間我們見面，通信，談論他的創(chuàng)作比談論我的更多。如果沒有“新體”詩的寫作，父親的文學成就恐怕要差不小的一個層次；到他去世時，我覺得作為詩人他是完成了的，而且毫無愧色。對自己在這其中所起到的作用，我長久都有一種光榮之感。父親去世前兩個月，收到出版社寄來的《尋人記》樣書，他送給我一本，在扉頁上寫道：“人生長途，知之者晨星耳！”

與此同時，父親當然對我也很關心。他病勢已深的時候，還就《如逝如歌》和我談到半夜，我清楚記得他說過“應該為讀者理解你的意象導航”的話。我剛動手寫隨筆不久，他就來信說：“你的隨筆，我也希望盡快寫一百篇，這本書很重要，得有適當?shù)摹穸取Ｒ话倨蠹s十五萬字，或多一點，正好。題材還可再放開一點。從全書來考慮，爭取達到一個‘博’字?！保ㄒ痪啪湃甓率巳眨┱且驗橛懈赣H的鼓勵和督促，我在九十年代才重新將精力轉向?qū)懽?，但那已是在他去世的前夕了。父親臨終前對我說，我對你的未來是放心的。這句話分量很重，我只有以此自勉，走完不再有父親同行的人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