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筆觸，還牽連著一樁美談。

說的是，唐太宗跟著虞世南學書法，寫來寫去覺得最難的是那個“戈”字偏旁，尤其是斜鉤，一寫就鈍。有一次他寫一幅字，碰到一個“戩”字，怕寫壞，就把右邊的“戈”空在那里。虞世南來了，看到這幅字，就順手把“戈”填上去了。

唐太宗一高興，就把這幅字拿到了魏徵面前，說：“朕總算把世南學到家了，請你看看?！?/p>

魏徵看過后說：“仰觀圣作，唯戩字的戈法頗逼真?！币簿褪钦f，只有這個偏旁像虞世南。

唐太宗一驚，嘆道：“真是好眼力！”

這件趣事，讓我們領略了初唐的文化氛圍。唐太宗、虞世南、魏徵的心理，都很健康。結果，唐太宗本人也因謙虛勤勉而書法大進。我曾評他為中國歷代帝王中的第一書法家。第二是誰？我在宋徽宗趙佶和唐太宗的“兒媳婦”武則天之間猶豫再三，最后選定趙佶，因為他畢竟創(chuàng)造了一種“瘦金體”，而武則天雖然也寫得一手好字但缺少創(chuàng)新。之所以猶豫，是因為我不喜歡“瘦金體”。

既然說到了武則天，就可以說說受到這位女皇帝欺侮的書法家褚遂良了。褚遂良被唐太宗看重，不僅字寫得好。在政治上，褚遂良也喜歡直諫不諱，唐太宗覺得他忠直可信，甚至在臨終時把太子也托付給他。誰都知道，在中國朝廷政治中，這種高度信任必然會帶來巨大禍害。褚遂良在皇后接續(xù)等朝政大事上堅持著自己的觀念，結果可想而知：逐出宮門，死于貶所，追奪官爵，兒子被害。

文化人就是文化人，書法家就是書法家，涉政過深，為大不幸。我想，褚遂良像很多文化人一樣，一直記憶著唐太宗和虞世南的良好關系，誤以為文化和權勢可以兩相幫襯。其實，權勢有自己的邏輯，與文化邏輯至多是偶然重合，基本路線并不相同。

幸好褚遂良還留下了很多優(yōu)秀的書法作品，這是他的另一生命，逃離了權勢互戕而永不死亡的生命。現(xiàn)在到西安大雁塔，還能看到他寫的《雁塔圣教序》。那確實寫得好，與歐陽詢、虞世南的楷書一比，這里居然又融入了一些隸書、行書的筆意，瘦瘦勁勁，又流利飄逸。在寫這份《雁塔圣教序》的第二年，他又寫了大楷《陰符經(jīng)》。這份墨跡最讓我開顏的，是它的空間張力。所喜的是，這種張力并不威猛，而是通過自由的流動感取得，這在歷來大楷中，極為罕見。除了這兩個碑外，他寫于四十七歲時的那個《孟法師碑》，我也很喜歡。一個中年人的方峻剛勁，加上身處高位時的考究和精到，全都包含在里邊了。

褚遂良的這幾個帖子，至今仍可以作為書法學者的奠基范本。

八

唐代書法，最繞不開的，是顏真卿。但對他，我已經(jīng)寫得太多，說得太多、再重復，就不好意思了。

顏真卿的生平，我在為北京大學各系學生開設的中國文化史課程中已經(jīng)講述得相當完整，可以參見已出版的課堂記錄《四十七堂課》。整部中國文化史，在人格上對我產生全面震撼的是兩個人，一是司馬遷，二是顏真卿。顏真卿對我更為直接，因為我寫過，我的叔叔余志士先生首先讓我看到了顏真卿的帖本《祭侄稿》，后來他在“文革”浩劫中死得壯烈，我才真正讀懂了這個帖本的悲壯文句和淋漓墨跡。以后，那番墨跡就融入了我的血液。

我在上文曾經(jīng)提過，平日只要看到王羲之父子的六本法帖，就會產生愉悅，掃除紛擾。但是，人生也會遇到極端險峻、極端危難的時刻，根本容不下王羲之。那當口，淚已吞，聲已噤，恨不得拼死一搏，玉石俱焚。而且，打量四周，也無法求助于真相、公義、輿論、法庭、友人。最后企盼的，只是一種美學支撐。就像冰海沉船徹底無救，抬頭看一眼烏云奔卷的圖景；就像亂刀之下斷無生路，低頭看一眼鮮血噴灑的印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