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試圖通過還政于民、兌現(xiàn)憲政的承諾，獲得美國的支持，時機不巧，反而加速了崩潰。但他也不是沒有任何機會，只是他手下大多數(shù)人理解不了他的苦心，包括推薦胡適為總統(tǒng)候選人在國民黨內(nèi)就一邊倒地通不過。羅家倫、雷震等人的日記都記著，1948年4月4日他在國民黨中央執(zhí)行會臨時全會上痛言，如果大家不聽他的主張，不出兩年，國民黨有崩潰的可能。這番沉痛之語決非戲言。與他同樣來自軍這個階級的李宗仁等人，對于時局的判斷就與他不同，派系之間的狹隘之見令他深感無奈。

他們誠然缺乏張東蓀那樣的認識，也不可能安靜地坐下來思考更深刻的問題，只能隨著時代劇變的風(fēng)浪顛簸。此前，王世杰在1947年5月4日的感慨是有針對性的：“凡在政治上或社會方面負重責(zé)之人，往往因日常事務(wù)之繁重，不及騰出時間，從容思考，或閱讀有哲學(xué)性之古今著作。其實最需要細密思考，而且最需要不時從哲理方面，研討自己之過去與將來之行動者，恰是這些忙而負責(zé)之人?！?/p>

是年7月9日，他為國民黨的無辦法而深感悲觀，因為“無真正具有公心而且具有現(xiàn)代民主思想之人主持黨務(wù)”。他也確實意識到國民黨這架機器中少了“足為這樣的文明之托命者”。像他這樣有見識、有才能、有操守的讀書人，在蔣介石圈中的作用已越來越小，抗戰(zhàn)勝利的歡欣轉(zhuǎn)眼化作了憂愁和焦灼，失敗的陰影籠罩在石頭城上。7月16日，“近來極消極”的王世杰想到了自己何去何從，想到了總崩潰：“蓋予今日之選擇，一為引退，一為繼續(xù)盡其力之所能為，以阻止國民政府與本黨之總崩潰，不計成敗與毀譽。今日之問題誠然是一個防止總崩潰的問題。”這要比蔣介石的上述痛言早了八九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