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試過后，我感覺到成功的希望很大，開始擔心學校能否同意我離開。我在古田中學已工作整整十三年，負責學生的管理工作已近十年，開始是管“差生”，后來又當了“紅衛(wèi)兵團”輔導員，團組織恢復后改為團委書記。從學校的領導、師生，到周圍街道里弄的干部和居民，所屬公安局、派出所和附近單位，幾乎都知道我——只要找到我，古田中學再厲害的學生也能制服?！拔母铩逼陂g秩序再亂，只要我在場，學生就不敢鬧事?！拔母铩苯Y束后，我于1977年“五四”期間被評為閘北區(qū)團員標兵，接著又被評為閘北區(qū)先進教師，由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相當于市政府）評為教育戰(zhàn)線先進工作者，當選為上海市人大代表。在這種情況下離開，我自己也覺得有些不妥。想不到黨支部書記曹德彬告訴我：區(qū)教育局鐘一陵局長明確表示，如果你能報上研究生，證明你有這個能力，也說明國家更需要你，學校應該無條件地支持。記得當時的報紙曾發(fā)表過多篇評論，強調要“不拘一格”招收研究生，要求考生所在單位不得留難。但還是有不少考生因種種原因，或無法報名，或受到“政審”或“鑒定”的影響，或者因單位不許離開而放棄。比起他們來，我實在是幸運的。

10月初，我收到復旦大學發(fā)出的錄取通知。這時曹德彬告訴我，他早已肯定我會被錄取，并提前向區(qū)教育部做了匯報，對接替我的人做了安排。原來復旦大學派往古田中學對我做政審的教師孫銳，在閘北區(qū)讀中學時曾在課余到區(qū)少年宮服務，那時曹德彬是少年宮主任，認識了孫。遇到熟人，孫向曹透露了我考分居全系第一的底。此事在我所在的中學和閘北區(qū)中學界引起不小的轟動，本來認識我的人就不少，加上我是該區(qū)中學界唯一的市人大代表，一時間產(chǎn)生了不少傳說。第二年，中學教師中報考研究生的人數(shù)大增，其中也包括沒有大學學歷的。后來我曾經(jīng)遇見其中一位，他也考上了研究生。他告訴我，1978年他沒有敢考，但得知我的情況后，下決心在1979年報考，終于如愿以償。我的高中同學得到消息，紛紛與我聯(lián)系。他們有的是“文革”期間的大學畢業(yè)生，1978年時擔心自己沒有上完大學課程，怕考不上，所以沒有報考。有的是“老三屆”，“文革”中進了工廠，沒有上過大學。聽了我的介紹后，就開始做報考準備，并經(jīng)常來我家復習政治和英語，第二年都考上了，現(xiàn)在都是各自領域的知名學者。

10月下旬，我到復旦大學報到，搬進了第10號宿舍樓210室。同室六人，除了周振鶴與我以外，其他四位是李妙根、施忠連、湯奇學、吳嘉勛，都是歷史系中國思想史方向的，導師是蔡尚思教授。湯奇學本是本校歷史系的工農兵學員，尚未畢業(yè)，提前報考。吳嘉勛是“文革”期間的中學畢業(yè)生，原在寶山縣糧管所工作。

在我們這屆研究生中，沒有上過大學的有好幾位，原學歷最低的只相當于初中。有幾位是尚未畢業(yè)的工農兵學員，還有的是“文革”期間的外語培訓班畢業(yè)的，如國政系的王滬寧。同學間年齡也相差很大，最年長的出生于1939年，最年輕的大概出生于1957年，比我小十二歲。當時的政策，凡原來已有工作的可保留關系，仍在原單位發(fā)工資，每年由學校發(fā)一筆書報費。我繼續(xù)擔任市人大代表，直到五年任滿，王滬寧等經(jīng)常戲稱我為“代表”。一位理科的女同學不僅是市人大代表，還是市革命委員會委員，不知是否有同學稱她“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