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文學與歷史之間存在的這種聯(lián)系， 諸如格爾達·勒納（Gerda Lerner）、艾麗斯·羅西（Alice Rossi）、安妮·道格拉斯（Ann Douglas）和瑪莎·維西納斯（Martha Vicinus）這樣的社會歷史學家們的著作不僅給我們提供了幫助，而且提醒我們思考這樣一個問題，那就是，女性的歷史在多大程度上被遺失或者被誤解了。對于我們的工作來說更有助益的，是埃倫·莫爾斯（Ellen Moers）和埃萊娜·肖瓦爾特（Elaine Showalter）最近通過研究而得出的結論，即19 世紀的文學女性確實既有一個屬于她們自己的文學，也有一個屬于她們自己的文化—換句話說，到了19 世紀，一個豐富的、獲得清晰界定的女性文學亞文化業(yè)已形成，在這一亞文化群落內部，女性們自覺地閱讀彼此的作品，并將彼此的作品聯(lián)系在一起。正是由于莫爾斯和肖瓦爾特對這一亞文化群落的整個歷史已經(jīng)進行了出色的追蹤，我們在此才可以細致地聚焦于我們認為對那段歷史有著關鍵意義的部分19 世紀文本；而在將來的寫作計劃中，我們打算對一些具有關鍵意義的20世紀文本進行相似的閱讀。對于我們來說，這些文本就像是試金石一樣，為我們理解女性以文學的形式對男性施加的文學攻擊和壓力作出反應的動力提供了樣板。

文學文本能夠施加一定的壓力（或者至少體現(xiàn)出強制性的說服力量），這是我們經(jīng)過研究獲得的主要觀點之一，因為當女性們一而再地成為被男性作者定義的對象之后，她們似乎也就自然而然地發(fā)覺有必要在她們自己的文本中使用男性的隱喻了，好像竭力想要理解它們的含義似的。因此，我們所使用的文學方法論是以這樣的邏輯假設為前提的，即文學史既包含強有力的行為，也包含無可避免的反應。而更有可能的是，和那些現(xiàn)象學批評家加斯東·巴什拉爾（Gaston Bachelard）、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和J.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一樣，我們所要做的工作，就是既對那些導致隱喻產(chǎn)生的經(jīng)驗進行描述，又對那些導致經(jīng)驗產(chǎn)生的隱喻進行描述。

通過以這樣一種實驗的方式閱讀隱喻，我們無可避免地會將自己的生活與所研究的文本結合在一起，因此，寫作本書的過程對于我們倆來說所具有的脫胎換骨的意義，就和我們在此討論的許多女性“嘗試寫作”的努力之于她們所產(chǎn)生的意義是一樣的。我們的共同努力為我們的寫作帶來了許多快樂。和大多數(shù)合作者一樣，我們在本書的寫作中是各有分工的：桑德拉·吉爾伯特負責寫作有關《彌爾頓的女兒們》的部分，有關《教師》和《簡·愛》的內容，還有關于《自我放棄的美學》和關于艾米莉·狄金森的部分；蘇珊·古芭負責撰寫關于簡·奧斯汀的部分，關于《謝利》和《維萊特》的部分，還有關于喬治·艾略特的兩章；至于對女性主義詩學的那個具有導言性質的探索，則是我們倆共同執(zhí)筆的。但是，由于我們對各自撰寫的部分不斷交換意見和進行討論，因此我們認為，我們的這部著作所代表的并不只是一種對話，而更多的是一種意見上的一致性。通過采用與女性作家修正“父權詩學”同樣的方式對長期以來一直由男性定義的文學史進行重新定義，我們發(fā)現(xiàn)，彼此合作的過程給予我們一種至關重要的支持，使我們最終得以完成這樣一個雄心勃勃的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