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民族和種族因素之外，一旦階級經(jīng)濟的因素也被引入唯物主義思想家的思考范疇，對于英美女性作家來說，則需要更少地從她們所遭受的各種形式的被剝奪去理解她們，而更多地從她們所享有的各種形式的特權(quán)去理解她們。在20世紀80年代，包括尼娜·貝姆（Nina Baym）和簡·湯普金斯（Jane Tompkins）在內(nèi)的美國研究學者對女性在文學市場中的文化中心性作出了分析，尤其著重分析了19 世紀小說家創(chuàng)作的感傷小說在商業(yè)上的成功。她們研究的意圖，是為了要矯正早期的批評家們認為美國女性知識分子過于通俗化，因而貶低她們的傾向：她們認為，哈麗雅特·比徹·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和伊麗莎白·斯圖亞特·菲爾普斯（Elizabeth Stuart Phelps）的創(chuàng)作初衷，并非想簡單地曲意迎合她們的讀者，而是為了重新估價女性道德與審美的影響空間。20 世紀90 年代，包含黑茲爾·卡比（Hazel Carby）、勞倫·勃蘭特（Lauren Berlant）等女性主義者在內(nèi)的美國研究的又一次浪潮探索了感傷與奴隸制度、公民權(quán)和國內(nèi)外的性別意識形態(tài)中的欲望控制之間的關系問題。在有關英國文學史所進行的思考之中，兩位重量級的批評家—瑪麗·樸維（Mary Poovey）和南?！ぐ⒛匪固乩剩∟ancy Armstrong）—都強調(diào)了文學女性將類型化的女性形象變形為力量源泉的諸種途徑。按照樸維在《正派的女士和女性作家》（The Proper Lady and the Woman Writer，1984）、《不均衡的發(fā)展》（Uneven Developments，1988）和阿姆斯特朗的《欲望和家庭小說》（Desire and Domestic Fiction，1987）中的觀點，家庭空間所構(gòu)成的，并不是我們強調(diào)的、作為造成維多利亞時代女性憤怒原因的那個東西，比如說封閉性的閣樓和客廳，而是一種女性化的家務勞動經(jīng)濟，正是這種經(jīng)濟幫助建立起了現(xiàn)代制度與習俗文化的形態(tài)。

一方面，受到樸維和阿姆斯特朗影響的學者們對維多利亞時代改善了女性的政治與經(jīng)濟地位的有組織的社會運動進行了考察；另一方面，他們也對來自不同的階級、種族和具有不同宗教信仰的女性實際上受益于她們對家務勞動的奉獻的方式進行了研究，當時，家庭生活的理想結(jié)構(gòu)是將女性完全拒絕于公共空間之外的。為什么每一個或任何一個19 世紀有進取心的社會角色都會變得瘋狂？現(xiàn)在，文化批評家們在進行文學研究的時候，還輔之以醫(yī)生的報告、法律條文、有關立法的論爭、涉及離婚問題的行為指南、孩子的撫養(yǎng)、性生活和勞動雇傭等方面的內(nèi)容，他們使我們的社會歷史感得以增強，以便勾勒出不同類型和具有不同身份的女性在英國和美國的社會生活中所承擔的角色。隨著上述對19 世紀女性生活狀況研究的拓展，諸如女性、自我和作者之類的類別歸屬遭到了解構(gòu)。因此，毫無疑問，對于拒絕接受有關自我的概念，因此也不可能認真對待作者或者她們筆下人物對于自我獨立性之追求的批評方法來說，一位瘋女人的形象代表了維多利亞時代女性爭取自身主權(quán)受挫的欲望的觀點，顯然是不合時宜的了。

在由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頗有影響的幾部著作所建構(gòu)起來的框架中，取代自我成為權(quán)威來源的東西，是社會公共機構(gòu)等組成的體制形式，它們的社會力量改變了那些處于個人性的錯覺之下的人。盡管凱瑟琳·加拉格爾（Catherine Gallagher）的著作《無人的故事：女性作家在市場中的消失行為：1670—1820》（Nobody\'s Story: The Vanishing Acts of Women Writers in the Marketplace，1670—1820，1994）也對維多利亞時代之前的早期文學女性進行了研究，但是，該書更多地不是將女性作家的超塵絕俗看成一種性生理—心理學的問題，而是將其看成推進了她們職業(yè)發(fā)展的文學市場的結(jié)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