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這些意義如果歸攏到一起的話，可以說都植根于下列幾個方面：（1）它是一種屬于個體的開創(chuàng)、建構、確立的力量—簡言之，也就是開始；（2）這一力量以及它的生產(chǎn)較之以前的存在不斷增長；（3）操縱這一力量的個體控制了與之相關的所有事務，以及隨后產(chǎn)生的一切；（4）權威始終保持著恒定性。

概括起來說，一直在討論“作為最初的意圖的小說”的薩義德強調(diào)指出，“上述四點概括可以被用來描述敘述性的虛構作品是如何通過小說家們在技巧方面的努力，既從心理方面也從審美方面來顯示自身權威的?！钡牵斎?，它們也可以被用來描述任何文學文本的作者及其權威，對于這一點，霍普金斯的那個具有性與審美雙重內(nèi)涵的理論似乎已經(jīng)作了詳細的說明。確實，薩義德本人隨后也注意到，大部分文學文本的慣例都表明，“文本的統(tǒng)一性或者內(nèi)在有機性都是由一系列的譜系學方面的聯(lián)系維系著的：這些聯(lián)系包括作者—文本，開頭—中間—結(jié)尾，文本—意義，讀者—闡釋，等等。而在所有這一切之下的，是有關成功、父性身份、或者等級制度的想象”（楷體為我們倆所加）。

這里，給人的感覺是，父性身份本身就是一部“合法的小說作品”，一則如果沒法讓人相信，則需要加以想象的故事，正如斯蒂芬·迪達勒斯（Etephen Dedalus）在《尤利西斯》中所說的那樣。畢竟，一個男子既無法依靠感覺、也無法依靠理性來證明自己的父親身份；從某種意義上說，他的孩子是他的只不過是他告訴自己的一則故事而已，用來對嬰兒的存在進行解釋。顯然，在這一講述故事的行為中暗含的焦慮不僅迫切地需要對男性的優(yōu)越地位加以重新確認，因為這是父權制下的厭女癥（patriarchal misogyny）所隱含的想法，而且還迫切地需要獲得薩義德所描述的譜系學的想象中所顯示的作者這一單詞的多種補償性的虛構意義。因此，除了霍普金斯和薩義德之外，通過對許許多多文學理論家的著作加以分析，追蹤那詳盡表達了斯蒂芬·迪達勒斯所謂父性身份的“神秘家園”的、或明或暗的陳述的歷史，便成為可能的事情。如果把詩歌定義為自然的一面鏡子的話，那么，開始于亞里士多德，后來又分別為錫德尼、莎士比亞和約翰生所繼承的摹仿的美學觀念告訴人們，詩人就像是一位稍遜于造物主的神一般，創(chuàng)造出了一個復雜多變的宇宙的鏡像，通過這一鏡像，他實際上似乎想要捕捉住現(xiàn)實的影子。與此相似的是，柯勒律治（Coleridge）對于人類的“想象力或者融合的力量”的浪漫主義觀念，指的也是一種體現(xiàn)出男性特征的創(chuàng)造力量，它呼應的是“無限的我是（infinite IAM）永恒的創(chuàng)造行為”，而羅斯金（Ruskin）那個聽上去頗使人想起男性生殖器的“穿刺性的想象力”代表的是一種“占有的職能”，以及一種“穿刺性的思想之舌”，它捕捉和刪削，到達經(jīng)驗的底部，以便“高高揚起，發(fā)動一次次的沖擊”。在所有這些美學觀念中，詩人就像是造物的天父一樣，是他自己創(chuàng)造出來的那個虛構性世界的富有父權的統(tǒng)治者。雪萊把這樣一位詩人稱為一位“立法者”。濟慈在言及作家的時候，特別指出“古人是龐大的各省疆域的皇帝”，而“所有的現(xiàn)代人”則僅僅只是“漢諾威王朝的一名合法的候選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