妥協(xié)了的語言與底層世界

從根本上講，方言寫作最大的意義在于，它試圖改變五四以來知識分子對底層世界的代言方式，試圖在敘事者與被敘事者之間尋找新的關(guān)系存在。當(dāng)魯迅《故鄉(xiāng)》中的閏土神情麻木地看著作者，并喊出一聲“老爺”的時候，知識分子與他的敘述對象之間深不見底的隔閡也展露無余。也許，恰是因為作者的身份與思考方式使閏土無語，兩者根本不在同一個空間內(nèi)，也無從交流。在作者“悲天憫人”的目光下，作為老農(nóng)的閏土能講出他的貧苦生活的某點歡樂或幸福嗎？從這一角度來看《故鄉(xiāng)》，毋寧說是作者使閏土麻木不知所措，是作者的注視造成了閏土的失語。在如何解決這一難題上，當(dāng)代作家不約而同地選擇了以方言的形式重回故鄉(xiāng)，重回那一沉默的世界，并試圖達到與底層世界的溝通。方言寫作類似于文化考古，通過對詞語的重新使用與敘述回到某種情境和譜系之中，這一譜系有著獨特的地理、空間，方言是一種密碼與媒介，里面蘊含著時間與記憶，它與方言的大地之間有著水乳交融的默契與共生性。方言是一種民間立場，但既不是同情式的，也不是啟蒙式的，而是同在的，與那里的人物、環(huán)境同在。因此，方言寫作不僅僅是在字、詞、句使用土語、土話，而是作家思維方式上的一種根本性的改變，作家以“是”，而不是以“看”的身份進入所描述的世界，進入這一世界的生命軌跡與喜怒哀樂中。從這個意義上，《受活》語言的價值在于，它使我們感受到民間生長的過程，詞語的生長背后是與此相共生的生活，由此，我們看到了時代的政治、歷史與“受活”之間篡改與被篡改的相互關(guān)系，它帶給文本及讀者一種特殊的溫柔與疼痛。

我在前面不自覺地使用了方言寫作中“作家與下層世界、下層經(jīng)驗的關(guān)系”這樣的說法，實際上，就當(dāng)代文學(xué)的創(chuàng)作傾向與價值取向而言，方言寫作的世界已經(jīng)超越了“鄉(xiāng)村”這一范疇，它指向更廣闊的空間。我們可以從兩個層面來理解這一問題。一般意義上的文學(xué)的方言世界多指那些以方言為起點的鄉(xiāng)土世界——這是中國最基礎(chǔ)的底層。韓少功的《馬橋詞典》分析的是“馬橋”這一村莊的方言，李銳的寫作直接指向呂梁山脈，莫言所使用的是高密東北鄉(xiāng)的方言，閻連科的方言則只屬于耙耬山脈。從更寬廣的意義上，方言寫作常常被納入底層寫作的范疇，兩者之間有天然的不可分割的意義關(guān)聯(lián)，存在著某種置換關(guān)系。當(dāng)代小說中的方言世界總是與中國的底層世界相對應(yīng)，這里的“底層”不僅指鄉(xiāng)土中國，也指任何一個被時代、歷史忽略了的底層生存場景，是更具廣泛性及抽象意義的方言存在。它背后有非常多的家族譜系，工人、農(nóng)民、被侮辱與被損害的、“沉默的大多數(shù)”，等等。這是一個無法表述自己、遺失在歷史之中的龐大群體。蔡翔在寫到自己的故鄉(xiāng)——上海蘇州河北邊時，非常謹(jǐn)慎而又自然地使用了“底層”一詞。因為那一故鄉(xiāng)世界在歷史的河流中的確是黑暗的，是被遮蔽的，它獨特的詞匯、意義系統(tǒng)與情感系統(tǒng)無疑是唯一能夠彰顯其存在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