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震驚。本雅明在論及波德萊爾的詩時，曾詳細地從心理學和美學意義上解釋“震驚”的含義，它是對“焦慮缺乏準備”時的一種心理防范機制，但同時，它又形成一種形象并產(chǎn)生出意義。換句話說，震驚其實是一種意外，它促使你從對事件的觀看轉(zhuǎn)向感受，轉(zhuǎn)向本質(zhì)性的思考并進入整體性的象征。慶典和高潮在閻連科的小說中幾乎承載著文體的作用，與外在的形式相比，它更內(nèi)化，也更具有美學的意義。它所攜帶的強烈力量把小說緊緊包裹在“耙耬山脈”的內(nèi)核里，猶如進入層層地殼之中，先冷后熱，一點點增溫，最后才能達到熾熱的巖漿層，內(nèi)核和地漿在運行，能量不斷聚集，最后終于爆發(fā)，這是作品的內(nèi)結(jié)構(gòu)。正如閻連科自己所說：“我個人，還是更愿意從他們的故事中去體會文體，而不愿意從文體中去體會故事?！庇性S多讀者和評論家在談到閻連科的作品時，都提到自己有被小說“擊中”的感覺，不管是因為情節(jié)的慘烈，還是因為小說意義的混沌復(fù)雜，這一“擊中”實際上是閻連科小說具有某種象征意義的征兆。當高愛軍和夏紅梅在地道里縱情享受他們的革命愛情時，慶東突然出現(xiàn)了，慶典變成了刑場，愛情變?yōu)樗劳?，主人公從自以為神圣的革命愛情之中（狂喜時刻）一下子跌入世俗之中，從而也彰顯了逐漸變異的人性和社會。

在《受活》中，殘疾人的“絕術(shù)團”表演更像一次次政治慶典。受活莊的殘疾人只是慶典中的符號和物品，帶有神秘的傳奇色彩和象征意義，真正在狂歡的是群眾和柳縣長。或者說，絕術(shù)團的表演成為柳縣長的政治游戲，是他的政治社交活動和方式。民眾的狂歡強化了柳縣長的地位和權(quán)威，在此刻，民眾和政府達成了和解和共謀，而絕術(shù)團則只是一個媒介。受活莊的殘疾人仍然是“這世界之外”的存在。真正讓人震驚的是最后受活人所遭受的劫難，這是小說的最高潮。在柳縣長認為列寧遺像就要運到魂魄山上的列寧紀念堂時，他要求絕術(shù)團為公眾做最后一次表演，實際上是他要為自己加冕，就好比西方狂歡節(jié)中的皇帝加冕一樣，具有模仿的意義和心理的滿足。在這之后，他就答應(yīng)受活人退社，退出世界之外，重新開始自己的生活，一切將會歸于平靜。然而，在閻連科的小說中是不存在平靜的，他總是用狂暴的形象來表達自己的憤怒?！俺鲅莸侥┝耍喜坏降氖沁@一夜柳縣長沒有趕回來，受活人回去睡覺時竟又冷猛生發(fā)了一件天塌地陷的事?！麄儼肽瓿鲅輶晗碌腻X都不在了那被里、褥里、枕頭里，不在了箱子里和這里那里了。被人一搶而光了。被圓全人們偷得分文不剩了?！本o接著，那些沒有搶到錢的人又把絕術(shù)團的受活人鎖在列寧紀念政治堂里（這一地點本身就具有象征的意味），讓他們交出所有的錢。慶典最終演變成了集體性的暴力掠奪，政治、人性背后所隱藏著的殘酷性再一次顯露出來。在《受活》中，柳縣長的“算賬演講”和靜默的聽眾也形成一次次極具空間感的慶典，既有舞臺，有距離感，又有參與者、感受者，它成為一種儀式和象征使我們感受到政治的荒謬、政治力量的緣起和理性之中所蘊含的可怕的非理性。最后，柳縣長，這個一直利用受活莊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的人，在經(jīng)歷了政治、信仰和家庭的毀滅之后，在接受了雙槐縣百姓在大街上“山山海?！钡淖詈蠊虬莺螅@到汽車輪子下自殘雙腿，成為了受活莊的一員。和受活莊的人一樣，自愿地拋棄了世界。這最后一次慶典完成了世界又一次新的轉(zhuǎn)變，象征性的鮮血灑滿了耙耬山脈。閻連科又創(chuàng)造了一個新的神話。